转学之后，家庭资源的天平倾斜得愈发赤裸裸。每天清晨，父亲会默不作声地拿出四毛钱，递给姜玲和姜小军，让他们坐公交车上学。而对姜荫和姜苗，他只是挥挥手：“你俩腿脚利索，走着去，还能锻炼身体。”于是，姐妹俩只能默默地背上沉重的书包，在晨雾或烈日下，走上将近四十分钟的路程。雨天是最难熬的，廉价的布鞋很快湿透，冰冷的雨水浸透袜子，脚趾冻得麻木。姜荫紧抿着嘴唇，看着公交车载着姜玲和堂弟从身边呼啸而过，溅起的泥水弄脏了她好不容易刷白的球鞋。
向父亲要钱，成了姜荫青春期最恐惧的事情。那不仅仅是乞讨，更像是一场尊严的凌迟。一次，学校组织去市博物馆参观，要交五块钱。姜荫在心里盘算、挣扎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才敢在父亲看似心情不错的傍晚，小心翼翼地开口。
“爸……学校要交钱。”
“交啥钱？”父亲头也没抬，继续核对着一沓皱巴巴的零钱。
“去……去博物馆参观。”
“博物馆？”父亲终于抬起头，眉头拧成了疙瘩，“那种地方有啥用？看些破铜烂铁，死人的玩意儿，能当饭吃？净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浪费钱！不准去！”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像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。
姜荫喉咙发紧，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却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
另一次，她实在需要买一本新的作业本和一支铅笔，又一次鼓起勇气，怯生生地开口：“爸，要两毛钱买本子……”
父亲正为一天下来寥寥无几的收入和几笔赊出去的账烦心，闻言猛地从油腻的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、浸着油污的两毛钱纸币，看也没看，随手就丢在了脚边的水泥地上，语气冲人地吼道：“拿去！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！我是欠了你们的吗？”
那张轻飘飘的纸币，像一片肮脏的落叶，飘落在沾满菜叶和油渍的地上。姜荫愣在原地，脸上瞬间火烧火燎，感觉自己的尊严也随着那张纸币，被父亲随手扔在地上。在父亲不耐烦的注视下，她最终慢慢地、屈辱地弯下腰，捡起了那两毛钱。那一刻，她在心里发誓，以后除非万不得已，绝对、绝对不要再开口向他要任何东西。
她和妹妹们渐渐进入了青春期，生理期悄然而至。没有母亲的提前告知和细心准备，恐慌和羞耻是她们的第一课。她们只能用破旧的布条，或者廉价的、一碰就碎的卫生纸勉强应付。当身边的职工子女同学们课间休息时，聚在一起小声讨论着不同牌子的卫生巾哪种更好用时，那种坦然和隐约的优越感，像细密的针尖，扎得姜荫坐立难安。
买一包最便宜的卫生巾，对她而言，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。她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像做贼一样，观察母亲那天是否顺心，观察父亲第二天是否需要早早出门进货。只有在那种看似“安全”的时机下，她才敢用微不可闻的声音，提出这难以启齿的需求。往往，父亲会沉默地、脸色难看地再掏出一两块钱，依旧是丢在桌上或柜台上，仿佛那是什么不洁之物，催促她“快拿走”。那种伴随着生理痛苦的、深入骨髓的羞耻感，成了她青春期无法磨灭的灰色记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