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禧年的春天，似乎真的带来了一些变化。父母没有再像往年那样匆匆离去，而是在城里安顿了下来。父亲姜建国用这些年在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，盘下了临街的一个窄小铺面，“建国粉馆”那块简陋的木招牌，在鞭炮声中晃晃悠悠地挂了起来。粉馆里终日热气蒸腾，骨头汤的浓香弥漫了半条街。
然而，母亲李秀红却并没有如外人想象的那样，系上围裙和父亲一起打理粉馆。她只是默默地将药箱重新拾掇干净，添置了些新的草药。粉馆开张那天，当父亲忙着招呼前来道贺的邻里时，母亲却背起药箱，悄无声息地往后山走去。邻居问起，她只淡淡地说：“惊蛰刚过，山上的地黄草、益母草正当时，药效最好。”
于是，姜荫的生活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。一部分是粉馆后间那狭小、潮湿、终年弥漫着酸笋和骨汤气味的出租屋，那里有父亲的忙碌、母亲的疏离、奶奶的抱怨和弟妹们的哭闹；另一部分，依然是外婆那个虽然拥挤、却有着炒黄豆香味和相对宁静的平房。她像一只候鸟，在两个“家”之间穿梭。粉馆的油腻喧嚣与药箱的清淡草药味，在这个刚刚团聚的家庭里，奇怪地交织、碰撞，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合。
夜深人静时，出租屋的薄板隔间那边，常常会传来父母压低了嗓门的争吵。多是关于钱——父亲埋怨母亲采药看诊收钱太少，甚至常常倒贴，母亲则责怪父亲偷偷往乡下爷爷奶奶家寄钱太多。有次，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：“要不是为了这几个孩子，我在广东早当上工头了！何苦回来受这份罪！”
黑暗中，姜荫把脸深深埋进带着霉味的枕头里。她想起父母离家那年，奶奶一边纳鞋底一边掰着指头跟邻居算过：“建国俩口子这一走，赚的钱够回来起三间敞亮的大瓦房。”可现在，他们回来了，带着褪色的行李和满身的疲惫，挤在这转不开身的出租屋里，争吵不休。
某个周末的午后，姜荫看见母亲独自坐在窗边，对着打开的药箱发呆。箱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、已经泛黄的照片，是母亲年轻时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的结业合影。照片上的李秀红站在第一排，扎着乌黑的马尾辫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，眼神明亮，嘴角上扬，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。
“妈，你为啥不跟爸一起开粉馆？”姜荫忍不住问。
母亲像是被惊醒般，猛地合上了药箱，铜扣发出“啪”一声清脆的响声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轻声说：“人活着，总得有点自己的念想。这药箱，就是妈的念想。”
这时，前厅传来父亲粗声粗气的吆喝：“荫荫！死哪儿去了？快出来帮忙剥蒜！客人都等着呢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