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的冬天，东北老工业区“铁北重型机械厂”的钢铁骨架，在十二月铅灰色的天幕下，像一头冻僵的巨兽，沉默地匍匐着。往年这时节，厂区几条主干道上，早该被上下班的人流、自行车铃和运料的卡车引擎声塞得满满当当，空气里混杂着煤烟、铁锈和人体汗液的热烘烘的气味。可现在，厂门口那条号称“万米无泄漏”的宣传横幅，被北风撕开了一道大口子，破布条似的啪嗒啪嗒抽打着水泥门柱，声音空洞而凄凉。厂区里静得吓人，只有几座高耸的烟囱，偶尔象征性地吐出一小缕稀薄的、几乎立刻就被寒风扯碎的白烟。
陈大明裹紧那件洗得发白、肘部磨得泛毛的蓝色工装棉袄，把一双骨节粗大、布满新旧划痕和洗不掉的油渍的手揣在袖筒里，缩着脖子，走在通往三车间更衣室的路上。脚下的积雪被压实了，又盖上一层新落的浮雪，踩上去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在这过分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路两旁，往日擦拭得锃亮的机床，此刻大多蒙着灰白色的帆布，像一个个沉默的坟包。只有角落里那台他维护了十几年的龙门铣，还露着一点熟悉的深绿色油漆，让他心里稍微踏实了些。
更衣室里光线昏暗，弥漫着一股隔夜的烟味、汗臭和铁腥气混合的沉闷味道。长条木椅上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和他一样，还指望着最后一点微薄“留守津贴”的老伙计，默默地抽着烟，谁也不说话。墙壁上，那张印着大红“奖”字的“年度技术标兵”光荣榜还贴着，照片上的陈大明，穿着崭新的工装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眼神明亮，嘴角带着一丝腼腆而自豪的笑意。那是三年前了。如今，照片的颜色已经开始发黄，边角卷曲，蒙着一层细细的灰尘。
他走到自己的更衣柜前，铁皮柜门上用油漆写的“陈大明——钳工一组”字迹已经有些斑驳。他摸出钥匙，插进去，转动，熟悉的“咔哒”声却没能带来往常那种归属感。柜子里，几件工具擦得锃亮，摆放得一丝不苟，这是他二十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“大明，”旁边一个嘶哑的声音响起，是老谢，和他同期进厂的焊工，一张脸被常年飞溅的焊花灼得黑红粗糙，“听说了吗？隔壁轴承厂，昨天……彻底清盘了。档案关系都转到街道了。”
陈大明动作顿了一下，没回头，只从喉咙里“嗯”了一声。这消息像一块冰，顺着脊椎滑下去。他沉默地换下棉袄，穿上那件同样洗旧了的工装外套。口袋里，硬硬的，是女儿小雅上次考试得了双百，用彩纸给他折的那颗“幸运星”。
“咱们这儿……也快了。”老谢叹了口气，烟雾从他口鼻间喷出，缭绕着，更添了几分愁绪。
墙上那个掉了不少漆皮的绿色广播喇叭，突然“刺啦”响了一声，电流的杂音让所有人都抬起了头。
“通知，通知……”广播里是厂办王主任那永远带着点官腔又难掩疲惫的声音，“全体留守人员，上午九点，到厂部大会议室开会。重复一遍，全体留守人员，九点，厂部大会议室……”
声音戛然而止。
更衣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几秒钟后，不知是谁狠狠骂了句脏话，把烟头摁灭在水泥地上，用力碾了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