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7月15日，农历六月十四。广州火车站的广播里反复播放着粤语寻人启事，混杂着小贩叫卖"炒粉五块"的吆喝声。慕容月华蹲在广场的路灯下，盯着地上被汗水晕开的地图，指腹反复摩挲着"天河区"三个字。他刚满18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高中校服衬衫，背着母亲连夜缝补的帆布包，包里装着两件换洗衣裳、半袋外婆烙的芝麻饼，还有一张被塑封起来的征兵宣传画——那是他从学校宣传栏偷偷撕下来的，画上年少的士兵眼神明亮，胸前的红领巾飘得比羊城的热浪还高。
三天前，他在班主任的备课桌上留下一张歪歪扭扭的字条："老师，我去广州打工了，等赚够钱就回来。"其实他没说真话，他只是不想再听母亲在病榻前念叨"读书才有出路"，也不想面对征兵体检时因扁平足被刷下来的挫败——那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梦想，像被戳破的气球，连碎片都飘得无影无踪。
"后生仔，找工作啊？电子厂招普工，包吃包住，月薪三百！"穿格子衬衫的男人突然凑过来，手里攥着一沓印着"高薪诚聘"的传单。慕容月华猛地站起来，帆布包上的拉链没拉好，掉出一本翻烂的《士兵》。男人眼疾手快地捡起书，拍了拍封面上的灰尘："想当兵啊？可惜了，不如跟我进厂，攒两年钱再做打算。"
他想起邻村阿杰说过，广州的工厂多，只要肯干活就饿不死。可当他跟着男人拐进巷子里的"利民劳务"时，心还是凉了半截。狭小的房间里，霉味混着烟味扑面而来，墙上的"营业执照"皱巴巴的，边角还沾着油渍。一个戴金项链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，指甲涂得通红："先交八十块押金，明天就能进厂。"
慕容月华攥着帆布包里仅有的两百块钱，那是母亲偷偷塞给他的，纸币上还带着药味。"能不能...先交一半？"他的山东口音在粤语里显得格外怯懦。女人把笔一摔："不交钱就滚！后面排队的人多着呢！"格子衬衫男人在旁边劝："先交了吧，明天开工就赚回来了。"他咬咬牙，数出八十块递过去，女人随手把钱扔进抽屉，丢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："明天早上六点，在这门口等车。"
那天晚上，他没敢住旅馆，在火车站候车厅的长椅上蜷缩了一夜。后半夜被冻醒时，发现帆布包的带子被人割了道口子，幸好钱藏在贴身的口袋里。他摸着征兵宣传画上士兵的脸，突然想起爷爷去世前说的话："做人要像白杨树，就算长在石缝里也要往上钻。"可此刻他觉得自己像棵被风刮断的草，连扎根的地方都没有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准时在劳务公司门口等车。陆续来了十几个年轻人，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地打工者，脸上带着同样的迷茫和期待。六点半，一辆破旧的金杯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，车门一开，一股汗臭味涌出来。司机催促着："快上车！晚了厂长要骂人！"
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越走越荒凉，最后停在一片棚户区前。所谓的"电子厂"其实是间废弃的玩具厂，围墙塌了一半，门口堆着垃圾。一个留着寸头的男人叼着烟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本子："都把身份证交上来，统一保管！"慕容月华犹豫着，可看到其他人都乖乖交了，也只好把身份证递过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