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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的日头把柏油路晒得发软，林砚背着半旧的帆布包，站在县城汽车站的站牌下，像株被遗忘在路边的玉米苗。绿皮火车晃了十四个小时，骨头缝里还残留着铁轨的震颤，手里那张印着烫金校徽的毕业证，被手心的汗浸得发皱，边角卷成了波浪。
手机在裤兜里震动，是母亲发来的语音，带着山里信号特有的沙沙声：“砚娃，到哪了？妈给你炖了排骨，温在锅里呢。对了，晚晚也回来了，就住隔壁院，你们小时候总在一块掏鸟窝，记不记得？”
林砚盯着屏幕上“晚晚”两个字，脑海里慢吞吞浮出个影子——扎着羊角辫，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，追在他身后喊“林砚哥”，手里攥着颗偷来的野草莓，汁水流得满手都是。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好像是小学，后来她跟着父母去了镇上，再后来听说考去了外地的师范学院，就断了联系。
他没回消息，拖着包往村口走。水泥路刚修了两年，路边的白杨树叶被晒得打卷，蝉鸣铺天盖地，吵得人脑仁疼。快到家门口时，听见井台边传来哗哗的水声，他抬眼望去，脚步猛地顿住。
一个姑娘蹲在井边，白T恤扎在浅蓝色的牛仔裤里，露出纤细的腰。她正费力地摇着井绳，水桶升到半空时晃了晃，溅出的水珠落在青石板上，在阳光下碎成星星。听见脚步声，她转过头来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，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。
“林砚哥？”她先认出来了，嘴角弯起个好看的弧度，手里还攥着湿淋淋的井绳，“你真回来了！”
林砚喉咙发紧，张了张嘴才发出声音：“苏晚？”
这就是记忆里的小丫头？好像又不是。她高了许多，肩膀细细的，说话时尾音带着点轻快的调子，和印象里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判若两人。苏晚放下井绳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，笑着说：“刚从果园回来，我家那棵老桃树结了不少果，等下给你送几个去。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林砚赶紧摆手，视线落在她沾了泥点的帆布鞋上，突然觉得自己脚上这双刷得发白的运动鞋，也没那么寒酸了。
进了院门，母亲正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，看见他就红了眼圈：“可算回来了，饿坏了吧？”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，抬头看他：“行李放下，洗手吃饭。”
饭桌上，母亲一个劲往他碗里夹排骨，父亲闷头喝酒，偶尔问一句学校的事。林砚扒拉着米饭，听着母亲絮叨：“晚晚这丫头懂事，师范毕业本来能留城里的，偏要回来帮她爸妈看果园，说家里离不开……”
他没接话，心里像压着块石头。留城里？他也想啊。投了几十份简历，要么石沉大海，要么面试时被问得哑口无言。同宿舍的老三签了上海的公司，朋友圈里发着黄浦江的夜景；班长考了选调生，据说要去乡镇当干部。只有他，灰头土脸地回了村，像只折了翅膀的鸟。
吃过饭，林砚把自己关在西厢房。房间还是老样子，墙上贴着高中时的篮球明星海报，边角已经卷了边。他躺在床上，听见隔壁院传来苏晚的声音，好像在哼着什么歌，调子轻轻的，像羽毛搔着心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