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深秋的北平，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，西直门外的高粱地里，枯黄的秸秆在寒风中簌簌作响。十五岁的赵刚背着半旧的棉布书包，脚步匆匆地穿梭在田埂上。书包带磨得发亮，边角处缝着一圈洗得发白的蓝布，那是母亲用他小时候的旧衣裳改的。书包里除了课本，还塞着一本翻得卷边的《呐喊》，书页间夹着的枫叶已经干透，红得像一团不会熄灭的火。
“赵刚！等等俺！”身后传来粗哑的喊声，同村的王大壮气喘吁吁地追上来，手里攥着两个烤得温热的红薯，红薯皮上还沾着黑褐色的焦痕，“你娘让俺给你带的，说你读书费脑子，得补补。”
赵刚停下脚步，接过红薯时指尖传来暖意，顺着指腹蔓延到心口。他看着王大壮冻得通红的脸颊和皲裂的手背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大壮比他大两岁，却因为家里穷，十三岁就辍了学，跟着父亲在地里刨食。“大壮哥，你要是也能去读书就好了。”他轻声说，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真诚。
王大壮咧嘴一笑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，牙齿缝里还嵌着点泥土：“俺不是那块料，认那几个字还不如多刨几分地。你好好读就行，将来出息了，别忘了俺们这些在地里打滚的庄稼人。”
赵刚用力点头，把红薯揣进怀里，贴身的粗布褂子瞬间被烘得暖暖的。他转身继续往城里的方向走，田埂上的泥土沾在鞋底，沉甸甸的，像踩着整个家乡的希望。他的家在北平郊区的赵家村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为了供他读城里的中学，把家里仅有的两亩水田当了出去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纺线，手指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他知道，自己肩上扛着的，是全家人的生计和期盼。
走到西直门时，城门下的士兵正挨个盘查进出城的人。他们穿着灰黄色的军装，枪杆斜挎在肩上，眼神警惕地扫过每一个行人。赵刚低着头，紧了紧书包带，心里有些紧张。最近城里不太平，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军装的人，还有不少学生举着标语游行，嘴里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还我东北”的口号，声音嘶哑却响亮。他虽然只是个初中生，却也从老师和报纸上知道，东北已经沦陷了，日本人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土地，那些曾经在课本里被描述为“白山黑水”的地方，如今成了沦陷区。
“学生证拿出来看看。”一个士兵拦住了他，语气冷冰冰的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消散。
赵刚连忙从书包里掏出学生证，双手递了过去。那是一个墨绿色的小本子，封面上印着“北平第二中学”的字样，里面贴着他的一寸照片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眼神里带着几分青涩。士兵翻了翻，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见他只是个瘦弱的学生，身上没什么可疑的东西，便挥了挥手让他过去了。
走进城里，街道上的气氛比郊区紧张得多。一群学生举着横幅，正沿着大街游行，他们的脸冻得通红，嘴唇干裂，声音却异常洪亮。横幅上的字迹有些潦草，是用红墨水写的，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几个大字在寒风中微微晃动。赵刚停下脚步，看着他们走过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。他想起课本里说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想起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甲午战争时悲愤的神情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在他心中悄然滋生——他不能只做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，国家都要没了，读再多书又有什么用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