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县城，今年二十五岁。要是有人问我家乡是什么模样，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不是青山绿水的景色，而是奶奶家那间总也照不进阳光的堂屋，和外婆家厨房里永远散不尽的煤烟气味。
大人们说，我八个月大的时候，父母就外出打工了。我先是在奶奶家长大到六岁，然后又去了外婆家，中学开始住校。记忆里我总是背着书包，从一个屋檐下转移到另一个屋檐下。奶奶常说我是“寄人篱下的小燕子”，那时候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，只是看着屋檐下真的有一窝燕子，春天飞来，秋天飞走，年年如此。
中学时我的成绩并不好。不是不努力，而是那些数字和文字总在我脑子里打架，无论如何也安顿不下来。班主任说我“脑子笨”，同学们也跟着笑。十四岁那年，我终于辍学了，买了张车票来到浙江父母身边。我以为这是团聚的开始，没想到却是另一种分离的开端。
到浙江的那天，母亲在车站接我。她比记忆中瘦小了许多，眼角的皱纹像被刀刻过一样深。她接过我的行李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怎么又长高了，衣服都快穿不下了吧？”
我们坐公交车回到他们租住的房子。那是个两层自建房中的一间，不到二十平米，挤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。父亲坐在塑料凳上看着小电视机里的新闻，见我进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爸。”我小声叫道。
“嗯，来了。”他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，“明天我去厂里问问，看能不能给你找个活干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睡在靠墙的单人床上，听着父母在另一张床上的呼吸声，久久无法入睡。这就是我期盼已久的团聚。
二
在父母家的第一个春节，我依稀还怀着某种期待。那年我十五岁，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和父母一起过年。
除夕那天，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有鱼有肉，比平时丰盛得多。父亲心情似乎也不错，甚至开了一瓶啤酒。
吃完饭，父母坐在床上看春晚，我和弟弟坐在小板凳上。快到零点时，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包。
“来，压岁钱。”他笑着说，那是我到浙江后第一次见他笑。
我先接过一个薄薄的红包，捏了捏，心里已经有了预感。弟弟随后接过另一个，明显比我的厚实得多。
“谢谢爸！”弟弟开心地拆开红包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，兴奋地挥舞着。
我默默拆开自己的红包，里面是一张十元纸币，皱巴巴的，好像是从菜市场找零来的。
母亲在一旁看着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眼神有些躲闪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她是知情的，或许这分配还是她参与决定的。
“姐，你多少？”弟弟凑过来问。
我迅速把纸币塞回口袋：“一样的。”
那晚，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，听着外面的鞭炮声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十块钱。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头，但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第二天，我用那十块钱去小店买了一本二手日记本和一支笔，开始记录我的生活。如果说我后来养成了写作的习惯，那或许要感谢父亲那十块钱的压岁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