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这巧合，也未免太令人绝望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称病没去报馆。主编老王打来过两次电话，语气小心翼翼，旁敲侧击地问我和沈先生是不是有什么「误会」，又说沈先生只是来视察一下，并没说什么，让我安心回去工作。
我含糊地应付过去，心里却知道，回不去了。
我开始更加疯狂地翻看各种报纸的招聘版，甚至去打听一些学校是否需要国文教员。但时局动荡，好的职位稀缺，偶有招聘，也大多需要人脉引荐，并非我这样无根无基的外乡女子能轻易够到的。
焦虑像藤蔓一样日夜缠绕着我。
就在我几乎要山穷水尽，甚至考虑是否要先向家里低头求助时，转机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。
那日，我去拜访一位曾在大学里教过我新闻学的老先生，想请他帮忙留意机会。告辞时，老先生递给我一封信。
「晚丫头，」他推了推老花镜，「我这有个老朋友，办了个小杂志社，叫《新声》，规模不大，也没什么背景，就是几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凑在一起，想说几句真话。最近缺个能跑社会新闻的编辑，问我有没有人选。我觉着你合适，就是……怕是给不了《沪上》那么高的薪水。」
《新声》？
我接过信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，似乎是一份销量很小、但偶尔会发出些不同声音的刊物。
「老师，这《新声》……它背后是？」我忍不住问，几乎是杯弓蛇影。
老先生笑了：「放心，就是个小作坊，穷得很。安平洋行那样的大庙，可看不上他们。」
我脸颊一热，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又有些羞愧。
谢过老师，我拿着推荐信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
《新声》杂志社藏在一个弄堂深处的小楼里，环境确实简陋，只有三四个人，主编是个戴着圆眼镜、目光热忱的年轻人，叫陈望。
看了老先生的信，又和我聊了聊对时局和新闻的看法，陈望显得很兴奋：「苏小姐，你的见解很难得！我们这里庙小，但绝对尊重笔杆子的独立性！只要你愿意来，社会版这块就交给你！」
薪资只有《沪上时报》的一半，工作环境天差地别。
但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。
「我愿意。」我说，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踏实和热切。
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大股东，没有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，只有一群眼中有光、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的同行。
04
我重新开始忙碌起来。《新声》虽然小，但采编人员少，每个人都要独当一面。我负责的社会版块更是包罗万象，从棚户区的火灾到女工的抗争，从物价飞涨的民生疾苦到对某些社会弊病的隐晦批评，我都尽力去跑，去写。
日子清苦，却充实自在。
我几乎要忘了沈聿安这个人，忘了那段令人不快的插曲。
直到那篇报道见报。
那是我耗费两周时间，暗访了多名受害女工写就的，揭露一家日资纱厂恶劣工作环境和日籍工头暴行的稿子。证据确凿，笔锋犀利。
文章一出，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却也像捅了马蜂窝。
第二天，杂志社就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，态度嚣张地要求「撤稿道歉」，否则就要「砸了这破地方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