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我没有。
风卷着雨丝打在脸上，我抬头看了眼灰暗的天。
真正的修复，是从接受破碎开始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收到赵婉如的消息：“她留了把钥匙，让我转交。”
7 看见的裂痕
她走那天，我没去机场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赵婉如发来一张照片：林晚音拖着行李箱站在航站楼外，穿那件旧了的米白色风衣，头发扎得松松垮垮。
配文只有两个字：“走了。”
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把照片存了下来，又删掉，最后还是重新保存在文件夹里，命名为“2023.4.11”。
钥匙是第二天送来的。
赵婉如拎着奶茶敲开我家门，把一把铜钥匙丢在我掌心。
“她说你要是敢乱动画具，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烧了所有作品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但她没说不让你看。”
工作室在城东老街区，藏在一栋旧居民楼顶层。
推开门的时候，阳光正斜斜切进屋子，灰尘在光柱里浮游。
墙上贴满草图、色卡和便签，角落堆着未完成的画布。
我坐在她常坐的小木凳上，翻开桌上的速写本。
一页一页地翻。
有画展现场的速写，有咖啡馆角落的情侣，还有好几页都是我——低头吃饭，靠在沙发上看书，一次都没察觉她在画我。
直到翻到其中一页，笔触很轻，像是怕弄脏纸面：一个男人背对着画面，在台灯下修瓷器，侧影被拉得很长。
旁边一行小字：“我想成为他眼里的光。”
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。
再往后翻，同样的位置，新添了一行更小的字：“可我连影子都照不进去了。”
那一瞬间，像有人拿刀剜开了我的胸腔。
我不是不爱她。
我是用“不打扰”当借口，把爱缩进了壳里。
她熬夜画画，我说“别累着”；她提起展览焦虑，我说“你会成功的”——可这些话，跟她说“我在”之间，隔着千山万水。
那天晚上，我把她过去三年被退稿的插画集翻了出来。
纸张泛黄，边缘卷曲，每一份退回通知上都盖着冷冰冰的章。
我找出笔记本，开始一条条写评论。
不是“好看”，不是“厉害”。
而是：“这幅画里穿红裙的女孩，是不是你小时候在鼓浪屿走丢的那天？”
“这片灰蓝的海，像不像你父亲离开时的天气？”
写到凌晨两点，手指发僵，眼睛发酸。
但我第一次觉得，我在真正地看她的画，而不是当作需要被“安抚”的情绪产物。
几天后，赵婉如突然出现在工作室门口，手里拎着两杯奶茶，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整理画就是进步了？她需要的是你在场，不是你死后被人办回顾展。”
她甩出一张照片。
林晚音蹲在雷克雅未克的雪地里，风把围巾吹得像一面投降的旗。
她面前是速写本，睫毛上结了霜。
背景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，窗户模糊，桌上只有一盏孤灯。
“她每天只睡五小时，画的全是‘空房间’系列。”赵婉如声音低下来，“她说，以前以为缺的是浪漫，现在才知道，缺的是‘有人会注意到我今天换了发绳’。”
我喉咙发紧。
当晚，我打开博物馆内部档案系统，调出她曾参与过的三次展览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