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试那天，我穿了借来的西装。
领带是二手市场买的，一股霉味，像从死人柜子里翻出来的。衬衣袖口磨得发毛，扣子少一颗，我用订书钉别住。皮鞋是假的，鞋尖翘起来，走两步就吱呀响，像在哭。
我站在恒正律所楼下，抬头看那栋玻璃幕墙的大楼。阳光照在上面，白得刺眼，像手术室的灯。
我知道，他们不会要我。
简历？没有。学历？高中辍学。背景？一个送外卖的，三年前还因为“闹事”被派出所记过。只要HR把我的名字输进系统，屏幕上立刻就会跳出“周志明案关联人”——我妈的名字，会像瘟疫一样传染我。
可我不怕。
因为我早就不信“公平”这两个字了。我信的是——漏洞。
我走进城中村网吧，花了三个月，用送外卖时偷拍的几十万张法律文书照片，喂给一个自己写的OCR程序。那些传票、判决书、律师函，全是我蹲在客户门口，趁他们不注意时用手机扫的。我记下了每一个小区的法律纠纷类型，谁被开发商骗了，谁被公司辞退，谁的工伤没人赔。
我把这些数据拼成一张“法律服务盲区热力图”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全是穷人喊不出声的地方。
我还伪造了一份《城市底层法律意识缺失实录》调研报告。署名“赵志远”，公益法律志愿者。附上一张PS过的讲座照片：我站在城中村空地上，对着十几个“听众”演讲，其实那群人是路过的老头老太太，根本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
签到表也是假的。我写了三十个名字，全是农民工、保洁、外卖员。每一个，都像我妈一样，被这个世界吞进去，连个响儿都没有。
面试官姓陈，女的，四十多岁，穿香奈儿套装，香水味隔着三米都能呛死人。她翻我简历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“赵先生，你……没有法学学位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但我听过三千小时法律音频，刷完三十七本真题集，错题本有八斤重。”
她冷笑：“你以为法律是听出来的？”
我没争，只打开U盘，把报告投到屏幕上。
“您看这张图。”我指着云顶华府，“高端小区，法律纠纷最少。因为他们的事，都在饭局上解决了。而这里——”我移到城中村，“每天都有人被骗、被辞、被拖着不赔钱。他们不是不懂法，是没人听他们说话。”
她眼神闪了一下。
我知道，她在想“社会责任”“品牌形象”“公益项目”——这些词能上新闻，能拉客户。
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“我讲个故事吧。”我低头，声音压下去，像从地缝里挤出来。
“有个聋哑老人，被拆迁队骗签了合同。他儿子在工地摔断腿，等着钱做手术。老人跪在政府门口三天，没人理。最后，他把自己绑在推土机上，才换来一张受理单。”
我停顿，抬头看她。
“那个老人……是我妈。”
我眼眶红了，不是装的。每一滴泪，都是真的。我妈死前，也这么跪过。
陈律师的手抖了一下。她没说话，但我知道，她信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