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川也在，他坐在主位侧边，帮忙切了蛋糕，动作很自然，像这里的主人。他把一块奶油刮掉：“阿姨别动气，纸这种东西，放在桌上，对的人自然会签。”
他转头看我：“男人嘛，识相一点。”
服务生推门进来换菜，不小心撞到我肩膀，热汤洒了半勺，烫得我一抖。
“哎呀，不好意思。”服务生赶忙道歉。
丈母娘反手就是一通骂：“你眼睛长哪儿的？烫坏了衣服你赔得起吗？！”
她骂服务生，眼神却落在我身上，像在骂我。
这顿饭吃到一半，丈母娘突然开口：“既然今天都是自己人，我就说实话了。我们家不缺人，缺能力。沈砚，你吃软饭吃三年，吃够了没有？”
有人笑。
宁川也笑，笑得礼貌：“阿姨，吃够了就把位子让出来。”
我喉咙像堵着一团东西，想说“不离”，嘴唇动了动，又闭上。
蛋糕端上来，点蜡烛。大家唱生日歌。
丈母娘许愿，笑着看宁川：“希望我们家棠棠，工作顺利，遇见对的人。”
她说“对的人”的时候，眼睛明确地绕过我。
吹完蜡烛，宁川站起来：“阿姨，我也准备了礼物。”
他打了个响指，门外进来两个人，抬着一个包装很体面的盒子。盒子里是一串钻石项链，亮得刺眼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过去了。
我想起昨晚攥在手心的那条银项链，突然就不想掏了。
“沈砚。”丈母娘抬下巴，“你呢？你准备什么？”
我咽了口唾沫，掏了掏空空的口袋，最后只是点头：“祝您生日快乐。”
包厢安静了一秒，然后炸开了笑。
有人敲杯子：“懂事懂事！”
散场时，丈母娘把离婚协议重新推给我：“回去签了。越快越好。”
我点头：“好。”
雨下起来了。小而密。
我站在酒店楼下的檐下，打不通的电话在通话记录里排成一列。
我给朋友发消息借钱，怕他问为什么，把一长串话删了又删，最后只发了句：“有空吗？”
他回：“忙。”
我把那条银项链放在掌心看了很久，收起来，兜里像揣着一块冷铁。
夜里十一点，我走回出租屋。门口有两张纸贴在门上，红印章盖得很清楚：租约到期，限期搬离。
我敲了房东的门，没人应。
楼道里一盏黄灯忽明忽暗，像喘不上气。
我坐在台阶上，把手机调成静音。
凌晨一点多，电话忽然震了一下。我本能地弹起：“喂——”
那边停了两秒，一个平稳的男声：“沈先生？”
我“嗯”。
“请您在原地等十分钟。”
“你谁？”
“您很快就知道。”
我看着空空的楼道，想挂电话，又莫名其妙地没挂。
十分钟不到，楼下传来车声。不是一辆，是一排。低调的黑色车队从雨里钻出来，雨丝被车灯切得很碎。
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上楼的人没急，踩在台阶上，细水声一踏一踏。
走廊尽头出现三个黑伞。中间那人收伞，个子不高，四十来岁，穿得很规矩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忽然弯腰到单膝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少主。”
楼道的灯“啪”地亮到最亮，像谁在我耳边炸了个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