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有提超常记忆，只说我希望在一个更自由的环境里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电话那头，李教授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，她用一种极其坚定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我明白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学术圈不该是这个样子。你只管准备你的研究计划，剩下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“真正的才华，不应该被埋没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第一次感觉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在李教授的帮助下，我们开始制定初步的策略。
我需要避开谢娇娇的核心领域，确保我的研究成果有绝对的原创性跟可追溯性。
我还需要在发表任何成果之前，做好万全的证据保留。
这场战争，已经悄然打响。
而我的第一步，就是必须先踏入南大的校门。
4
谢娇娇的报复，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，也更全面。
我向南大提交申请后，迟迟没有收到回音。
李教授帮我打听，得到的消息是，招生办收到了几封匿名的举报信。
信里说我精神状态不稳定，有学术不端的嫌疑，不适合继续从事高强度的科研工作。
信里的措辞，充满了谢娇娇式的关怀。
我气的浑身发抖。
她不仅窃取我的现在，还要彻底毁灭我的未来。
李教授在电话里安慰我：“别怕，这种小动作影响不了最终结果。招生委员会看重的是实力，不是这些捕风捉影的谣言。”
可麻烦接踵而至。
我申请一个国家级的青年科研基金，谢娇娇是评委会的成员之一。
结果可想而知，我的申请以创新性不足，研究方向不明确这种荒唐的理由被驳回。
我甚至开始被社交孤立。
一些曾经跟我关系还不错的同学，学者，开始对我避之不及。
微信上，我发去的消息石沉大海。
朋友圈里，我看到他们跟谢娇娇在各种学术活动上的亲密合影，配文是聆听谢教授教诲，受益匪浅。
焦虑跟沮丧，像潮水一样将我包围。
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李教授打来电话。
“清怡，别被她影响。她越是这样，越说明她怕你。”
“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她想堵住你所有的路，我们就要靠自己，开辟一条全新的路。”
李教授的话，像一把火，重新的点燃了我的斗志。
是啊，我怕什么。
我现在拥有的，是她永远无法企及的武器。
我跟李教授重新调整了策略。
既然她想在常规的道路上堵死我，那我就不走寻常路。
利用超常记忆，我将博士期间那份被窃取的研究成果，从记忆的深海里，完整的，一字不差的捞了出来。
当然，如果只是简单的完整重复显然还远远不够，
我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
在李教授的引导下，我将这份关于群体记忆偏差的研究，跟她正在攻克的认知神经科学与AI算法领域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融合。
我把原本属于社会学范畴的研究，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跟实验方法，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演绎。
这篇论文，既是我过去的呐喊，也是我未来的宣言。
它跟谢娇娇窃取后发表的那篇成果，根源相同，却又截然不同，像一母同胞的姐妹，一个被塑造成了平庸的匠人，另一个，则闪耀着天才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