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里，他好像又听见咔嗒声。这次不是从邮筒里传来的，是从窗台上的花盆那边。他悄悄起身，看见月光落在新抽出的嫩芽上，像谁在轻轻叩着春天的门。
那株嫩芽疯长起来。不过半月，就蹿出半尺高，枝桠上缀着细碎的绿，看模样竟有几分像槐树苗。老陈索性把它移到了后院，就种在老槐树的根旁，像是给老树添了个伴。
入夏时，巷口来了个收旧货的年轻人，推着辆吱呀作响的板车，路过邮筒时停了脚。“大爷，这破邮筒早该换了吧？锈得都快散架了。”他用脚踢了踢邮筒底座，铁皮发出空洞的哐当声。
老陈正蹲在院门口择菜，闻言抬头瞪了他一眼：“换不得。”
年轻人笑了：“留着当摆设啊？现在谁还寄信。”
“有人寄。”老陈低下头，继续择菜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等着收呢。”
年轻人撇撇嘴，推着车走了。板车的吱呀声混着蝉鸣渐渐远了，邮筒立在原地，绿漆剥落的铁皮被晒得发烫，投信口的缝隙里，好像藏着半缕穿堂风。
那天夜里，老陈又梦见了1987年的火车站。他背着帆布包站在月台上，远处的火车鸣着笛驶来，灯光刺破黑暗，把他的影子钉在地上。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回头看见她举着个布包跑过来，麻花辫在风里甩得像条小尾巴。
“给你！”她把布包塞进他手里，布面糙糙的，里面好像裹着什么硬东西，“路上吃，别总啃干馒头。”
火车的汽笛声震得耳朵疼，他想说些什么，喉咙却像被堵住。等他反应过来，火车已经开动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个黑点，消失在铁轨尽头。
惊醒时，窗外的月光正落在床头柜上，那里摆着小姑娘画的那幅画。画里的邮筒顶上，小鸟嘴里的信封被涂成了红色，像片落在上面的晚霞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陈去邮筒前转悠，竟真的摸到了封信。牛皮纸信封，没贴邮票，收信人写着“陈建国收”，落款是空白。他捏着信封的手顿了顿，拆开时，指腹蹭到了点粗糙的颗粒，像是沾了泥土。
信纸上只有一行字，是用铅笔写的，笔画歪歪扭扭，像小孩子的笔迹：“爷爷，槐花蜜甜吗？”
老陈愣了愣。隔壁小姑娘的奶奶前几天确实送了罐槐花蜜来，说是老家亲戚寄的。他昨天给小姑娘冲了杯，她咂着嘴说比糖还甜。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转身往家跑。后院里，那株新栽的小槐树苗上，不知何时停了只麻雀，正歪着头啄叶片上的露珠。而老槐树的枝桠间，挂着个小小的竹篮，是他前几天编的，里面空空的，只沾了几片飘落的槐花瓣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邮筒里偶尔会出现新的信。有时是张画着糖葫芦的涂鸦，有时是片压干的槐树叶，最有意思的是一封用糖纸写的信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奶奶说，您以前总把糖纸夹在书里。”
老陈开始给“寄信人”回信。他找出老伴留下的信纸，用那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钢笔，写巷口的张婶又在晒被子，写新来的邮递员总记错门牌号，写后院的小槐树又长高了半寸。他不贴邮票，也不写地址，只是每天清晨把信塞进邮筒，像是在完成一场心照不宣的约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