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刘云深，十七岁。如果人生可以像照片一样定格，我最希望留住的，大概是初二以前那段时光。那时的我，是远近闻名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不是指成绩，而是指这张脸。
我继承了母亲江南水乡的秀雅和父亲北方人的挺拔，五官像是被造物主精心雕琢过，组合在一起，有种令人过目难忘的和谐与夺目。从小学到初中，“校草”这个标签几乎是我行走的代号。走在街上，能听到邻居低声的夸赞：“看，老刘家那儿子，真是挑着爹妈优点长的。”课桌抽屉里总塞着不同笔迹的、带着香味的信纸；上下学路上，也常有不认识的女同学红着脸，壮着胆子跑来塞给我一瓶饮料或是一封情书。这种与生俱来的外貌优势，曾让我天真地以为，青春期的烦恼，至少在与异性相关的部分，会远比旁人轻松。获得意中人的青睐，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。
然而，命运赠送的礼物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而且异常昂贵。
初二那年春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EB病毒，像一场无声的海啸，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。持续的高烧、剧烈的咽喉疼痛、全身淋巴结肿大到触目惊心。虽然最终从急性期的危险中挣扎了出来，病毒却在我体内留下了顽固的“驻军”——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。这意味着，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篮球场上肆意奔跑挥洒汗水，不能熬夜苦读，需要长期服用各种药物，定期去医院抽血复查。我的免疫力变得像一张破网，容易疲劳，天气稍有变化就可能感冒，咽痛、低烧时不时就会造访，提醒我，我是个“病人”。
我仿佛从聚光灯下的宠儿，瞬间坠入了被遗忘的角落。曾经围绕在身边的热闹和赞美，如同退潮般迅速消失。那些曾经红着脸给我递情书的女孩，眼神变得复杂，多了惋惜、同情，甚至……隐隐的嫌弃。
“唉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看一张脸，却是个药罐子。”
“听说那病会不会传染啊？还是保持点距离吧。”
“跟他在一起都得小心翼翼的，怕他累着，怕他生病，太麻烦了。”
这种变化清晰而刺眼。当我因为体力不支在体育课上请假，独自坐在操场边看着同学们奔跑跳跃时；当我因为服药后副作用在课堂上精神萎靡、哈欠连天时，我都能感受到那些目光，像细密的针，扎在背上。外貌带来的便利和优待，在健康这个硬指标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我因病缺课两个月后，挣扎着回到明德中学的教室，准备迎头赶上时，我发现了一个更具体、更致命的打击——我锁在课桌里的英语课本，连同那本写满了病中自学笔记的笔记本，一起不翼而飞了！
那本笔记，是我在头晕眼花的病榻上，靠着一点一点的毅力，查阅字典，记录疑难，写下的心血，是我计划着重返赛场的重要依仗。它的消失，让我瞬间慌了神。但短暂的慌乱后，我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：“是不是爷爷拿走了？”
我爷爷刘秉诚，是江城大学外语学院的资深教授，在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。家里那个顶天立地的书架上，摆满了他撰写或参编的教材和学术著作。在我生病前，爷爷刚好回家小住，还特意翻看过我的英语课本，对里面的课文编排和语法点点评了几句。当时我心里甚至有些窃喜，觉得爷爷是不是要亲自指导我外语了。
“对，肯定是爷爷！他看我病了这么久，落下功课，所以把课本拿回去研究，准备帮我系统补课呢！”我这样安慰自己，心里甚至升起一丝期待和侥幸，“爷爷是教授，水平那么高，就算没有课本，他也能教我。说不定，因祸得福，我的外语还能因他的指导突飞猛进！”
于是，我没有声张课本丢失的事，也没有急于去寻找。我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期待，等着爷爷的电话，或者盼着他某个周末突然回家，像传说中那样，用他渊博的学识，帮我轻松扫清障碍。
可现实是冰冷的。爷爷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世界里，他长年住在江城大学的教授宿舍里，很少回家。偶尔通电话，话题也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项目、他带的研究生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最多在末尾问一句“云深最近怎么样？学习跟得上吗？”，但往往还没等我详细诉说课本丢失和学习的困境，他那边就因为“要开个研讨会”或“有学生来答疑”而匆匆挂断电话。我几次鼓起勇气想开口提课本的事，话到嘴边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结束通话的提示，又无力地咽了回去。我总在心里为自己找借口：“下次，等下次爷爷回来，或者下次电话里时间长一点，再说也不迟。”
就在这种“爷爷会帮我”的虚幻期待中，时间一天天无情流逝。外语课的进度越来越快，词汇、语法、课文，没有课本的我，就像战场上丢了枪的士兵，眼睁睁地看着知识点的子弹呼啸而过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课堂小测、单元考试，我的外语成绩一落千丈，从之前的优秀稳定地滑向了不及格的深渊，那鲜红的分数，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成绩单上。
最让我难堪和刺痛的是周围同学的反应。
“不会吧？刘云深他爷爷不是外语教授吗？怎么英语考这么差？太丢他爷爷的脸了吧？”
“啧啧，真是浪费资源，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爷爷，闭着眼睛也能考及格啊。”
“怕是吹牛的吧？教授孙子英语不及格？说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！”
而李铭，那个因为苏晓而一直看我不顺眼的家伙，更是不会放过任何落井下石的机会。有一次外语月考后，他拿着那张画满红叉、分数惨不忍睹的卷子，故意走到我面前，用手指弹着卷子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半个班的同学听见：
“哟嗬！咱们的刘大才子，这次外语又是稳坐钓鱼台啊！这分数，真是稳得一批！”他阴阳怪气地说着，周围响起几声窃笑。“我说云深啊，刘教授在家是不是都教你莎士比亚的原著呢？咱这课本上的Chinglish，实在太低级，入不了您的法眼，对吧？”
那一刻，羞辱感像沸腾的油，瞬间淹没了我。我死死攥着拳头，指甲陷进掌心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对爷爷的期待，渐渐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委屈、怨怼，甚至愤怒。他明明可以轻易地帮我，为什么对我在学业上的灭顶之灾不闻不问？他知不知道，因为他“外语教授”这个头衔，我承受了多么大的嘲讽和压力？
就在我内心世界风雨飘摇、几乎要崩溃的时候，两段截然不同的关系，先后闯入我的生活，像两条岔路，引向不同的深渊。
首先是苏晓。她是在初三开学时转来的插班生，像一道纯净而明亮的光，骤然照进我晦暗压抑的世界。她很美，不是那种娇柔的美，而是带着军人家庭特有的英气和挺拔，眉宇间有一股寻常女生没有的朗澈。她成绩优异，尤其是理科，几乎每次考试都能稳居年级前三，是老师眼中的宠儿，同学瞩目的焦点。
我和她的第一次深入交谈，源于一次偶然。
那天物理课代表请假，老师临时让我去办公室取作业本。我抱着一大摞本子，心思沉重地走在走廊里，在拐角处差点撞上一个人。本子哗啦一下散落一地。
“对不起！我没注意看路。”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，带着真诚的歉意。
我慌忙蹲下去捡，抬头时，对上了一双清澈如泉水的眼眸。是苏晓。
“没……没关系，是我走得太急了。”我有些局促，不敢多看她的脸。
她也蹲下来，动作利落地帮我一起捡。她的手指纤细白皙，捡起一本本子，看到上面我的名字，轻轻念了出来：“刘云深？”
“嗯。”我低声应道。
“我叫苏晓，刚转来不久。”她微微一笑，笑容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，不带一丝杂质，“你的物理笔记做得真好，思路特别清晰。上次月考复习，我借来看过，帮了我大忙呢。”
我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件小事，更没想到她会夸我，一时有些手足无措，只觉得脸颊和耳根都在发烫。“没……没什么，随便记的。”
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似乎多了一种无形的联系。她会主动拿着难题来问我，虽然她成绩比我好，但她说我的解题思路很独特，能给她启发。我们会在图书馆“偶遇”，然后默契地坐在相邻的位置，各自学习，偶尔低声交流几句。也会聊起彼此的兴趣，我知道她喜欢仰望星空，梦想是有一天能探索宇宙的奥秘；她知道我喜欢画画，虽然只是业余爱好，但她会说我的画里有“故事”。
有一次，在图书馆后的紫藤花架下，我们聊起了未来。
“我想考国防科大。”苏晓望着远处，眼神坚定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，“也许有一天，真能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事业里，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。”
“很棒的梦想。”我由衷地说，心里却泛起一阵苦涩的自卑。以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和成绩，尤其是那瘸腿的外语，和她的距离仿佛隔着星辰大海。
她转过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似乎看穿了我的低落：“刘云深，你呢？你其实很聪明，尤其是你的思维，很有深度。别被一时的困难打败，你的物理基础很扎实。”
她的话语像一股温润的暖流，涌进我冰封已久的心田。在所有人都拿我爷爷是外语教授却考不好英语来取笑我的时候，在所有人都因为我身体的病痛而疏远我的时候，她是唯一一个看到我皮囊和困境之下，那点微弱光芒的人。我们一起在黄昏的操场散步，聊着不着边际的话题；会在考试前，互相给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；会在放学的人潮中，隔着熙攘，交换一个只有彼此才懂的、浅浅的微笑。
我沉寂的心湖，被她投下了石子，漾开圈圈涟漪。我鼓起勇气，在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，放学路上人烟稀少的小径，叫住了她。
“苏晓……”
她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晚风吹拂着她的发丝，画面美得不像话。
“我……我喜欢你。”我几乎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说出这句话，心脏狂跳得像要挣脱胸腔。
苏晓愣住了，脸上迅速掠过一丝惊讶，然后是复杂的挣扎。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：
“云深，你很好，真的。你长得好看，心地也善良……但是，对不起。”她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“我爸妈对我期望很高，我未来的路……可能注定会很紧张，需要全力以赴，不能有丝毫分心。你的身体……需要长期休养，还有你的成绩，尤其是外语……我们……可能不太合适。我……我不能……”
她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针，精准地刺穿了我最后的幻想和尊严。原来，她也在意。在意我挥之不去的病痛，在意我那糟糕透顶的外语成绩。我唯一倚仗的外貌，在现实的健康壁垒和学业差距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她选择了更“稳妥”、更“门当户对”的未来，或许，是李铭那种家境优渥、身体健康、成绩也还说得过去的追求者。
苏晓的明确拒绝，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我。世界彻底失去了颜色。
就在我坠入自我怀疑和绝望的深渊时，另一个女人，以一种危险的方式，攫住了我。
她是我的英语老师，陈静。
陈老师大学毕业没多久，只比我们大六七岁，教学水平很一般，在同事和学生中似乎也没什么存在感，总是带着一种怯生生的、试图融入却不得法的局促感。她或许敏锐地察觉到了我被苏晓“抛弃”后的极度失落和脆弱。
一天放学后，同学们都走光了，她以“补课”为由，把我留在了办公室。
“刘云深，我看你最近状态非常不好。外语再这样下去，中考就真的危险了。”她关上门，隔绝了外面的世界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和一种说不清的暧昧。“从今天开始，每周二、四放学后，我给你单独补半小时课。你必须来。”
最初的几次补课，还勉强维持在学习的框架内。她会讲解语法，让我做点练习。但渐渐地，气氛开始变得诡异。她会靠得很近，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指出我作业上的错误时，手指会“不经意”地、长时间地停留在我的手背上；她会用一种混合着怜悯、好奇和某种异样兴奋的眼神打量我，尤其是当我因为病情显得脸色苍白、虚弱无力时。
“云深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生病的时候，有种特别脆弱的美感。”有一次，她突然放下红笔，幽幽地说，声音像羽毛搔过心尖，“真是……我见犹怜。”
我浑身一僵，有种被冒犯的羞耻感，但内心深处那个渴望被关注、被接纳的黑洞，却让这畸形的“赞美”产生了一丝诡异的暖意。
“老师，我……”
“别叫我老师。”她打断我，声音压低，带着一种蛊惑性的亲昵，“在这里，没有老师，也没有学生。只有……你和我。”
在一个周四的傍晚，补课结束后，外面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天色迅速暗了下来。
“雨这么大，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你等会儿再走吧。”她说着，起身去饮水机接水。回来时，却没有坐回自己的椅子，而是径直坐到了我旁边的椅子上。狭小的空间里，我们的膝盖几乎碰到一起。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而燥热。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凑近我的耳朵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和颈侧，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意味，“每次看到你因为生病难受，却又强撑着的样子，我就……忍不住想靠近你，想……照顾你。也想……彻底占有你。”
她的手，带着灼热的温度和不容置疑的力道，抚上了我的脸颊，指尖轻轻滑过我的眉毛、鼻梁，然后向下，探向我的衣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。理智在疯狂叫嚣着推开，但长期患病带来的自卑、被苏晓拒绝的打击、对关怀的极度渴求，以及一种破罐子破摔的自暴自弃，像无数双手，拖拽着我，让我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力气。
“别怕，”她在我耳边低语，声音沙哑，像恶魔的吟唱，一边动作熟练地解我的衣扣，“放松点……我会让你舒服的……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享受就好……”
在空无一人的教师办公室，在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掩盖下，我们逾越了师生之间最不该逾越的界限。整个过程，我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，被动地承受着。事后，她迅速整理好自己和我的衣服，语气恢复了平常，甚至带着一丝事后的慵懒和满足：“今天补课效果不错，下次继续。”
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此后，这种“补课”变成了常态。她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扭曲的、巨大的满足感——一种掌控年轻、漂亮却因疾病和情感创伤而无比脆弱的男学生的权力感。而我，则在这种畸形、压抑的关系里，麻木地承受着身体上的摆布和精神上的屈辱，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，来填补被苏晓“抛弃”后留下的巨大空洞，来麻痹疾病带来的无力和痛苦，来报复那个对我“不闻不问”的爷爷和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。
“你爷爷要是知道，他引以为傲的孙子，在办公室被他的同行这样‘辅导’，会是什么表情？”她有时会在我耳边，用充满恶趣味的声音低语，享受着这种隐秘的刺激。
我咬紧嘴唇，不发一言，内心充满了无尽的羞耻和自我厌恶。
最终，中考成绩公布，我的外语毫无悬念地拖了后腿，总分只够勉强挤进江城二中这所普通高中。我和苏晓再无联系，那段懵懂的情感无疾而终。和李铭的恩怨也似乎随着毕业而暂告段落。和陈静老师那段不堪回首的关系，也在我离开初中后，自然而然地（或者说，是双方默契地）断绝了。
我带着一身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，带着外语成绩单上刺眼的污点，带着一段被“抛弃”和一段被“玩弄”的混乱记忆，进入了江城二中。曾经的“帅哥”光环早已被现实磨灭殆尽，剩下的，只是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维持健康、成绩平庸、内心千疮百孔的十七岁少年。
我以为，我的人生就将这样在灰暗、平庸的轨道上，滑向一个父母早已设定好的、毫无惊喜的未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