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在被巨大的恐慌和茫然裹挟了半个月后，事情以一种快得惊人的、近乎荒诞的速度被敲定了。
结婚。生孩子。
像两辆被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失控列车，被一股无形的、名为“责任”和“传统”的力量猛推着，轰隆隆地驶向一个我们完全未知的轨道。
没有求婚。赵峰在一个晚饭后，吃着快要凉掉的炒饭，低着头，含糊地说：“……那就……结吧？”
我看着他被头发遮住的、还带着几分少年气的额头，心里没有一点即将成为新娘的喜悦，只有无边无际的、下坠般的虚空。我嗯了一声，声音飘忽得自己都听不见。
婚礼仓促而潦草。
在他老家办的。因为时间紧，因为没钱，一切都将就。婚纱是影楼租的，尺寸不太合身，腰那里勒得慌。酒席摆在镇上的饭店，菜品普通，来的大多是赵家的亲戚，喧闹着灌酒，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我像个提线木偶，穿着不合脚的高跟鞋，跟着赵峰一桌一桌地敬酒，脸上挂着肌肉发僵的笑。
我爸妈也从南方赶来了，坐在主桌，脸上笑着，眼神里却藏着抹不去的担忧和一丝尴尬。两亲家之间，客气而疏离，除了讨论孩子将来像谁，似乎找不到太多共同话题。
没有蜜月。甚至没有一晚属于我们自己的、像样的新婚之夜。我们住在赵峰老家重新布置过的、还透着陈旧气味的房间里，窗外是闹洞房的年轻人还没散尽的嬉闹声。赵峰喝多了，倒头就睡，打着鼾。我躺在陌生的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贴着的、俗气的喜字，眼泪无声地淌湿了枕头。
这就是我的婚姻。
我的，因为孩子而开始的婚姻。
婚后，我们回到了城里那间出租屋。
孕反排山倒海地袭来。我闻不得任何油烟味，吃什么都吐，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，脸色蜡黄。工作自然是保不住了，那小公司容不下一个需要频繁孕检、随时可能休产假的员工。
我办了离职，整天窝在昏暗的出租屋里，对着四面掉皮的墙壁，心情灰败得像窗外的天气。赵峰的工作也不顺利，新人，没背景，压力大，加班是常事。他回来得越来越晚，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和不耐烦。
我们的话越来越少。
以前还会挤在一起看部电影，讨论下班吃什么，虽然穷，但也有点小乐趣。现在，他回来要么倒头就睡，要么就抱着手机玩游戏，屏幕的光映着他沉默的、日渐陌生的侧脸。
我试图跟他分享胎动的新奇，抱怨身体的酸痛，诉说独自在家的无聊和恐惧。
他总是心不在焉地“嗯”、“哦”几声，然后说：“累了，睡吧。”或者“别想那么多，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”
沟通的桥梁，从两端开始，迅速冰冻、断裂。
孩子，这个曾经把我们强行绑在一起的理由，此刻却像一堵厚厚的墙，横亘在我们之间。
我开始怀疑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我们是不是早就和平分手，各自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了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被硬塞进一个叫做“家”的狭小罐头里，互相折磨。
矛盾在琐碎中不断升级。
因为他忘了交电费，家里停电，我摸黑摔了一跤，后怕地哭了一晚上，他却只说“忘了，又不是故意的”。 因为我孕中期突然想吃城南那家的酸辣粉，他下班回来累得不想动，说“点别家的不行吗？”，最后吵了一架，他还是去了，但回来把粉扔在桌上，脸色难看得像结了冰。 因为他妈寄来的土鸡蛋，我觉得有腥味吃不下，他说我矫情，浪费他爸妈心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