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远嫁东北的大姐，更是成了公公心底遥远的牵挂。自早年出嫁后，大姐便很少回保定老家，隔着千山万水，姐弟俩只能靠书信偶尔联系。直到 2002 年，公公终于抽出时间，带着我一起去了东北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位大姑，她早已褪去了保定农村姑娘的模样，满口东北口音，眼角刻着岁月的痕迹。姐弟俩见面时，没有太多寒暄，只是握着对方的手，端详了许久，然后不约而同地红了眼眶。那些年的分离、各自的艰辛，都在这沉默的对视里，悄悄消融。
多年后，我们整理公公的遗物时，才偶然发现这份跨越时光的巧合：他的姐姐离世于 1 月 1 日，哥哥离世于 1 月 2 日，而他自己，最终停在了 2016 年 1 月 3 日。2002 年从东北看完大姐回来后，公公就把姐姐和哥哥的照片摆在了书桌最显眼的地方 —— 姐姐的照片是黑白的，穿着东北的花棉袄，笑容有点腼腆；哥哥的照片是在地里拍的，手里还拿着镰刀。后来大姐走在 1 月 1 日，哥哥走在 1 月 2 日，他看着照片，轻声说‘你们俩倒先凑齐了’。2016 年 1 月 3 日，他临终前，手指还指着照片的方向，像是在说‘我来了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’。当年被迫分散的三个孩子，终究在时光的尽头，用最默契的方式，把小时候没说完的话、没享够的亲情，都补了回来。”
第二章 鸡蛋里的偏见：灶台边的求学梦
和公公的孤苦不同，婆婆的童年，浸着另一种苦涩 —— 重男轻女的偏见，像一层薄冰，冻住了她本该温暖的童年。婆婆出生在保定城里一个普通家庭，上面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，母亲身体孱弱，常年卧病在床，她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，而奶奶的偏心，几乎刻进了日常的每一个细节。
最让婆婆记了一辈子的，是鸡蛋的故事。那时候，家里条件不算差，奶奶每天都会煮两个鸡蛋，剥得干干净净，递到哥哥手里，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，才转身去灶台忙活。婆婆就站在一旁，眼睛盯着哥哥手里的鸡蛋，喉咙里忍不住吞咽，却从来不敢伸手要。有一次，她实在忍不住，小声问奶奶 “我能吃一口吗”，奶奶头也不抬地推开她：“女孩子家吃什么鸡蛋，给你哥补身体，将来才能养家。” 那句话，像一根小刺，扎在她心里，多年后讲起来，语气里仍带着一丝委屈。
母亲病弱，父亲忙着上班，哥哥被奶奶宠得娇气，家里的琐事几乎都落在了婆婆身上。她六岁就学会了洗衣做饭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帮奶奶烧火、喂鸡，放学回家还要给母亲擦身、熬药。有一次，她发烧到 39 度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奶奶却只给她灌了一碗姜汤，就忙着给放学回家的哥哥做红烧肉，她迷迷糊糊中闻到肉香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，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靠自己，摆脱这样的日子。
读书成了婆婆对抗偏见的武器。她把灶台边的小凳子当成书桌，趁着烧火的间隙背书，把课本藏在围裙口袋里，喂鸡的时候也能看上几眼。初中毕业时，她想去读高中，奶奶却坚决反对：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。” 母亲躺在床上，无力反驳，父亲也只是叹了口气，让她 “听奶奶的话”。那天晚上，婆婆躲在柴房里哭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她攥着自己攒下的零花钱，跑到学校报了名 —— 她偏要证明，女孩子也能有出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