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座的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干净的中山装，头发花白，已经彻底昏迷。他的头靠在车窗上，鲜血顺着额角往下淌，染红了半边衣领。
我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很微弱。
“还活着！”我心里一紧。
在厂里当安全员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急救知识。我不敢轻易挪动他，怕他有内伤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解开他的衣领，让他呼吸顺畅些。
我撕下自己衬衫的一角，用力按住他额头的伤口。
血很快就浸透了布料，黏糊糊的，粘在我手上。
我回头冲着班车上的人大喊：“快！谁去村里叫救护车！快点！”
班车上的人这才如梦初醒，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跳下车，朝村子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感觉比在车间里做一个精密零件还要漫长。
老人的呼吸越来越弱，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老人家，撑住！撑住啊！”我不断地跟他说话，试图唤醒他的意识。
终于，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。
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
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冲下来，我简单跟他们说了下情况，看着他们把老人小心翼翼地抬上救护车，呼啸而去。
直到救护车的尾灯消失在路的尽头，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发抖，手上、衣服上，全是那个老人的血。
班车上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有敬佩，有好奇。
司机师傅特意等我，还递给我一瓶水：“小伙子，好样的！”
我没说什么，默默地回了车上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我没想过要什么回报，也没留下姓名。
那只是一瞬间的本能。
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，在看到另一个生命垂危时，下意识地伸出了手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彻底坠入了深渊。
下岗的消息还是没能瞒住，父母的叹气声，像一把钝刀子，一下下割着我的心。妹妹李雪懂事地不再提学费的事，只是默默地把学校的伙食标准降到了最低。
我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，穿梭在县城的各个角落，找工作。
“我们这儿不招工。”
“钳工？现在谁还要钳工啊，都用数控机床了。”
“你这年纪……有点大了。”
一次次的拒绝，一次次的冷眼，把我的自尊心踩在地上，碾得粉碎。
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被淘汰的旧机器，锈迹斑斑，无人问津。
第七天傍晚，我又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家，浑身疲惫。
家里静悄悄的，父母下地了，妹妹还在学校晚自习。
我给自己倒了杯凉水，正准备喝，桌上的那台红色座机电话，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。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在这死寂的屋子里，声音显得格外刺耳。
我以为是哪个债主又来催钱，烦躁地抓起听筒。
“喂，哪位？”我的语气很冲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然后，一个沉稳、厚重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的男中音响了起来。
“请问，是李明同志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这声音太陌生了，而且带着一股官腔。
“我是。”
“我是市委书记，陈天华。”
“轰”的一声，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
市委书记？陈天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