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奇怪的是，所有关于他的档案附件都显示“已销毁”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。陈曦把信纸递给刚走进来的林默，指尖还在微微发抖：“你看这个，会不会是恶作剧？”
林默接过信纸，目光落在“张敬之”三个字上，突然僵住了。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——上周他去学校后门的杂货铺买笔记本时，瞥见店主张叔在看一本旧相册，扉页上就写着这个名字，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向日葵，笔触稚嫩，像是孩子画的。
张叔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林默大一刚入学时，经常去她的杂货铺买东西，张叔总说他“眉眼像自己的侄子”，会给她留最新鲜的牛奶，会在下雨天借他伞，还会听他絮叨中文系的课有多难。
“去看看。”林默突然开口，声音比平时低了些。他右手不自觉地摸向左手腕——那里有一道浅褐色的疤痕，是八岁那年被送进精神病院时，自己用碎瓷片划的。医生说他有“妄想型精神分裂症”，说他看到的“父亲被陌生人带走”都是幻觉，可只有他知道，那天父亲递给他怀表时，眼神里的绝望不是假的，父亲说的“默默，别相信任何人”也不是疯话。
旧教学楼早就停用了，外墙爬满了爬山虎，门口挂着“禁止入内”的牌子，铁锁上锈迹斑斑。陈曦找了根铁丝，蹲在门口折腾了十分钟，手指被铁丝划了道小口子，终于把锁撬开了。
“吱呀——”门轴转动的声音在空荡的校园里回荡，像老人的叹息。楼梯间积着厚厚的灰尘，每走一步都扬起细小的颗粒，呛得人喉咙发紧。林默走在前面，手里拿着手机照明，光线扫过墙面，能看到上面刻着的年代久远的名字，有的已经模糊不清，有的还能辨认出是几十年前的学生留下的。
三楼阁楼的门虚掩着，风从破损的窗户吹进来，带着潮湿的霉味。陈曦推开门，阳光顺着窗户的破洞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歪斜的光斑。阁楼里堆满了废弃的课桌椅，桌腿上的油漆已经剥落，有的还缺了腿，用砖块垫着。角落里，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半埋在杂物里，盒子上的锁已经坏了，轻轻一碰就掉了下来。
“找到了！”陈曦兴奋地喊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。里面装着一叠泛黄的信件，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，还有一把铜制钥匙，钥匙上刻着“302”的字样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。
林默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“致妻”，没有署名，也没有日期。他拆开信封，信纸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，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：“婉华，他们逼我承认学术造假，因为我发现了李主任和王教授挪用科研经费的事。如果我出事，把日记交给磊磊（赵磊），让他帮我找个能相信的人，还我清白。别告诉女儿，我不想她活在仇恨里。”
“婉华？是张叔的母亲吗？”陈曦凑过来，声音压低了些。
林默没说话，拿起那本日记。黑色封皮已经磨损，扉页上写着“张敬之”三个字，字迹和信上的一样。他翻开日记，里面记录着张敬之从入职到自杀前的所有事情，字迹从工整变得越来越潦草。最后一页写于1993年10月15日，也就是他自杀的前一天：“林医生（林建国）想帮我作证，被李主任威胁，说要对他儿子（林默）下手。我不能连累他们，也不能让女儿跟着我受委屈。如果有来生，想再给女儿梳一次头，想带她去看向日葵花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