赤火山村的天，总蒙着层灰。不是云，是村后老枯山吐的气，细得像碾碎的骨粉，落在屋檐上、柴垛上，连井里的水舀起来，都能看见杯底沉着几粒黑渣。奶奶每天清晨都要扫门槛，竹扫帚刮过青石板，“沙沙”声里混着灰粒破碎的脆响，她总边扫边念：“山不饶人呐。”
我那时候才十二岁，不懂“山不饶人”是什么意思。只知道爷爷的棉袄口袋里，永远藏着大白兔奶糖，糖纸被体温焐得发皱，剥开时能闻到股淡淡的、像阳光晒过的甜香。爷爷的手很巧，竹篾在他手里转两圈，就能变成蜻蜓、蚂蚱，翅膀上涂的洋红是他攒了半年的染料，我举着跑，能引得全村的小孩跟在后面追。
“小远，慢点儿跑，别摔着！”爷爷总站在门口喊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却带着笑。他的牙掉了两颗，说话漏风，可每次喊我名字，都清清楚楚。
我第一次知道“还山”的规矩，是在十岁那年冬天。那天飘着雪，张爷爷家的烟囱没冒烟，我跑去问爷爷，他正蹲在院里劈柴，斧头顿了顿，木柴裂开的纹路里，落进一片雪花。“张爷爷去给山送东西了。”他说。
后来我才听奶奶说，张爷爷满了六十五，被村长带去了老枯山的火山口。“送进去，山就不生气了。”奶奶摸着我的头，手凉得像井里的冰，“以前有户人家，把老人藏起来，没送还山，结果老枯山喷了岩浆，烧了半条街，人都没了。”
我那时候没把这话往心里去。爷爷才六十二，离六十五还远着呢。我总缠着他教我编竹蜻蜓，他耐心得很，手把手教我绕竹篾，我的手笨，总把竹篾折断，他也不恼，只说：“慢慢来，爷爷等你学会。”
可日子跑起来比我举着竹蜻蜓跑还快。转眼三年过去，我上了初中，爷爷的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得更厉害，劈柴时要扶着墙喘气，却还记着在棉袄口袋里藏糖。只是他看老枯山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坐在堂屋的梨木椅上，能盯着山的方向看一下午，眼睛空得像被风吹过的谷仓。
“爷爷，你看啥呢？”我递给他一块刚烤好的红薯。
他接过红薯，却没吃，只放在手里暖着：“看山呢。山要收我了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那年爷爷正好六十五。
雨季退场的那天，灰下得特别大。我放学回家，刚到村口，就看见村长穿着黑中山装，站在我家院门口。他身后跟着两个汉子，手里攥着根麻绳，麻绳上沾着泥，像刚捆过什么活物。我心里一紧，拔腿就往家跑。
堂屋里，爸爸正蹲在地上抽烟，烟蒂扔了一地，他的眼泡肿得发红，看见我进来，手猛地攥紧了烟卷，烟丝撒了一地。奶奶坐在灶台边，手里攥着块没缝完的布，针插在布上，线垂下来，晃得人眼晕。
爷爷坐在梨木椅上，穿了件新的深蓝棉袄，是奶奶连夜缝的，针脚密得能数清。他看见我，慢慢抬起手，想摸我的头，可手举到一半，又落了下去。“小远，放学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比平时更哑。
“村长，能不能再等等？”爸爸突然站起来，声音发颤，“我爹身体还硬朗，还能帮着喂猪、劈柴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