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到第三针落下时，我感觉整个脑袋都空了，所有的滚烫和沉重都随着那冰冷的针尖流走。第三缕黑气被引出时，不再是丝线状，而是隐约凝成了一个小虫的模样，只有米粒大小，挣扎着，发出一声几乎无法听闻的尖细嘶叫，才“噗”地散开。
三针完毕，李三针额头上也见了汗。他长吁一口气，将银针仔细擦净收回皮夹。
“邪气入脑，已化形。再晚半日，华佗难救。”他声音依旧沙哑，没什么情绪，“让他睡，明日此时，烧便退了。”
他说完，转身就走，那双赤脚踩在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，几乎没有声音。
我爹娘千恩万谢的话堵在喉咙里，还没说出来，人已经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。
后来我迷迷糊糊睡去，一夜无梦。第二天，烧果然退了，虽然虚弱，但命保住了。只是头顶那被银针刺入的地方，留下了三个极细微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小点，摸上去有一点异样的感觉，不痛不痒。
村里人知道我活过来了，来看我时，眼神却复杂。他们避开我，在我家院门口低声议论。
“瞧见没？头顶，三个针眼儿！说是引出了三条黑虫子！”
“哪是虫子，那是‘病根’！邪乎得很呐！”
“李三针那手段……啧啧，总不是正路……”
“可娃救活了不是？”
“是救活了，可谁能保证没留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他那药，好些方子都古怪，有些药引子，听都没听过……”
“嘘！小声点，让他听见……”
我靠在窗边，听着这些碎语，心里对那个救了我的赤脚医生，充满了混杂着感激、好奇和一丝莫名畏惧的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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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彻底好了之后，能下地乱跑了，关于李三针的种种传闻，也断断续续听了很多。他是外来户，什么时候来的李家坳，没人说得清，好像村子还在的时候，他就在后山那间独屋里住了。村里人得了疑难杂症，郎中摇头的，往往会被悄悄抬去他那里。他治病，从不说病因，也极少开方子，常常就是几根银针，或者一碗颜色可疑、气味刺鼻的药汤。有时能救回来，有时也无力回天。救回来的，村民感激之余，又会对他用的那些“邪门”方法心生恐惧；没救回来的，那“邪医”的名声就更坐实了几分。
他收费也怪，有钱给几个铜板也行，没钱拎只鸡、拿几个鸡蛋也能抵，有时甚至只要一捆柴火。他常年赤脚，据说那双脚底板厚得像牛皮，冬天踩在雪地里都不见红。
我曾远远见过他几次。他背着药篓，独自走在山路上，背影孤直。村里孩子都被大人告诫，不许靠近李三针的屋子，说那里有“不干净的东西”。只有一次，我割猪草时在村后小河沟边撞见他在洗药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深井似的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一瞬，尤其是扫过我头顶时，我感觉那三个小点微微发热。他没说话，继续低头洗那些奇形怪状的草根。我吓得拎起筐子就跑，一口气跑回村里，心还在怦怦跳。
日子就这么过去，关于那场高烧和那三针的记忆，渐渐被日常的琐碎覆盖，变得模糊。直到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