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值班的那天晚上，特意拉上了我胆最大的发小陪我。老宅子久不住人，有一股灰尘和木头腐朽混合的凉气。给闹钟上弦时，那「咔哒咔哒」的齿轮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我几乎是逃出来的。
第二天凌晨，我在自己家床上睡得正沉，猛地就被一阵心悸惊醒了。
醒了才反应过来，不是心悸。
是手机在响。是我堂妹，这周轮到她家值班，她住在老宅里监督。
视频一接通，就是她一张惨白哭丧的脸，背景是黑漆漆的老宅房间。
「哥，你听。」她声音发颤，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床头柜。
然后，我就听到了——
「叮铃铃铃！！叮铃铃铃！！！」
那声音，尖锐、嘶哑、穿透力极强，完全不像现代闹钟那种温和的音乐。它是一种工业时代的、不容置疑的、歇斯底里的咆哮。透过手机传出来，都震得我耳膜嗡嗡响。
它就那么固执地、一遍又一遍地响着，在凌晨三点万籁俱寂的时刻，响得人头皮发麻。
「你听到了吗？哥，我受不了了。」堂妹带着哭腔，「我一闭上眼，就觉得爷爷站在床头盯着我，就等着它响，这房子不对劲！」
这成了我们家的常态。
轮到大伯家值班，大伯母顶着一对黑眼圈来我家诉苦，说整整一周没睡好，一闭眼就是那催命一样的声音，都快神经衰弱了。邻居也旁敲侧击地问过好几次，说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习俗，半夜总有点动静。
那台破闹钟，成了悬在我们全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一种持续不断的、深夜的精神污染。
终于，在一个周末的家庭聚餐上，大伯把筷子重重一拍。
「不行！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！爸肯定是病糊涂了！人死如灯灭，我们活人不能让个破闹钟给逼疯了！」
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爸。
家里唯一一个从没抱怨过，每次都默默去给闹钟上弦的人。
我爸头也没抬，闷闷地回了一句：「爸交代的事，就得办。」
「办什么办！那是迷信！是封建糟粕！」大伯火了。
「那不是。」我爸的声音不高，却异常坚决，甚至带着一丝我从没听过的警告意味。
我心里猛地一动。
难道我爸知道点什么？
3 第一次“谋杀”闹钟
家庭会议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
我爸那句「那不是」，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溅起无数猜疑的浪花。
「老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，爸到底为啥弄这么一出？」大姑急切地问。
我爸却又恢复了那副闷葫芦的样子，垂下眼皮，不肯再多说一个字。但他的态度明确得可怕：谁想动那个闹钟，就先从他身上跨过去。
最后，还是大伯母打了个圆场，提出了一个「迂回」的策略。
「咱们把时间给它改了行不行？改成下午三点？反正它一天响一次，也算响了嘛！咱们也好睡觉不是？」
这个提议，带着一种自欺欺人的狡猾，却获得了一致通过。连我爸，在沉默了很久之后，也勉强点了点头。或许他也受够了折磨，只是想找个台阶下。
第二天，轮到我值班。我带着一种做贼般的心情，再次走进爷爷的卧室。
那台「北极星」静默地立在床头，黄铜外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冰冰的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拿起它，找到背后那个调整时间的细小旋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