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是一个女人，很瘦，穿着碎花睡衣，倒在里屋门口，眼睛瞪着，空洞洞地蒙着一层雾。卷宗里写，她叫王桂芝，三十四岁。
然后是三个孩子，最大的儿子十岁，倒在炕沿下，脑袋塌了一块。女儿八岁，缩在墙角，歪着脑袋，像是吓坏了，没躲过去。小儿子才五岁，整个人蜷在被子卷里，只露出头发稀疏的小脑袋，脖子上一道可怕的瘀痕。
一张合照放在最上面，显然是后来补放的彩照。王桂芝看着镜头，微微笑着，眼角已有细密的皱纹。三个孩子挤在她的身前，笑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最大的那个男孩还缺了一颗门牙。
我胃里一阵翻滚，猛地推开椅子冲出去，在卫生间里的洗手池里干呕了半天。冰凉的水扑在脸上，才勉强压下去那股恶寒。
卷宗很厚。
现场勘查记录，访查询问笔录，尸检报告……厚厚的一沓。
当年的侦办方向高度集中在情杀。
王桂芝的丈夫两年前死了，村里有些风言风语，说她和隔壁村的一个鳏夫不清不楚。
警察们扑在这条线上，查了又查，碰的头破血流。
那个鳏夫有不在场的证明，铁一样硬。线索就这么断了。
师父刘劲松是主办之一，后期几乎所有的笔录都有他的签名，自己从最初的规整，到后面越来越潦草，力透纸背，带着一股焦躁和不甘。
在一份情况回报的末尾，他用红笔狠狠的划拉了几个字，“方向错误！？”
墨点溅开，像血。
我翻到了物证清单。一小块带血的指甲盖，是从被害人王桂芝的右手指甲缝里剔出来的。
法医判断，极可能是搏斗中从凶手的身上抓下来的。附带了一份当时的物证鉴定报告，提到了，提取了微量的人体组织，但未检测出有效的DNA信息，结论是“条件有限，无法进一步分析”。
报告的日期是2005年11月。那会儿，国内的DNA检测技术刚起步，贵的离谱，县局根本负担不起，申请市里乃至省里的支持，流程复杂，希望渺茫。这一小块指甲盖，联通里面那点微弱的希望。就这么被封存了起来。
一放就是十七年。
我拿起那个小小的物证袋，对着灯光看。袋子是旧式的，密封条已经有些失效。里面那枚残存的指甲盖，贴着标签，蜷在角落，褐色暗沉的颜色，几乎和袋子的阴影融为一体。
3
我开始失眠。
一闭眼，就是那四双眼睛。母亲眼里的雾，孩子们亮晶晶的瞳仁，交替出现。还有师父那双焦灼的，不甘心的眼睛。
所里的老民警对于我这个新来的毛头小子折腾陈年旧案，颇有些不以为然。“小陈啊，有那功夫，不如帮我整理下今年的治安调解笔录？”
“十七年了，骨头都烂没了，上哪里找去，老刘那是魔怔了，你也跟着魔怔？”
我只是笑一笑，不多说。每天下了班，就钻到那间小档案室。
我把卷宗里的笔录，按人名、按时间、按相互印证或矛盾的点，一点点摘抄出来，贴满了白板上。塘坪村的地图被我画了又画。案发的那晚，谁在哪？干了什么？谁听到了什么？谁又说了谎……
线索乱麻一样，理不出头绪。
我跑去医院，找了当年给师父治病的医生。他还记得师父。“刘警官啊……后期都有点糊涂了，但也有清醒的时候，清醒的时候，总抓着人就说‘血’‘指甲’‘孩子’……还老是说‘对不起’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