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茹松开母亲的手，缓缓站起身。膝盖跪得发麻，她扶着灵堂的木柱，才稳住身形。目光扫过灵堂中央的遗像，母亲笑得温和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还是她上周陪母亲去理发店烫的卷发。她伸手摸了摸耳后的珍珠发夹，冰凉的触感让她混沌的脑子清醒了些：“我去律所。陈律师说，愿意给我双倍实习工资，够还这个月的房租和晓溪的学费。”
兰馨猛地抬头，眼眶红得像兔子：“你疯了？律所实习本来就累，双倍工资要加多少班？你忘了你上次胃出血，医生说要好好休息！”
“那能怎么办？” 心茹的声音有点哑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倔强，“爸还在拘留所待审，债主天天上门，晓溪要上学，我们总不能等着别人救济。”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皮质笔记本，封面是深棕色的，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 —— 那是她去年生日，母亲送她的礼物，说 “我们家玉玉要当律师，得有个像样的本子记案例”。她把笔记本攥在手里，像是握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二下，沉闷的钟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荡。阳光从灵堂的窗户照进来，穿过白菊的影子，落在墙上的全家福上。照片里，父亲郑振国抱着刚上小学的晓溪，脸上是意气风发的笑，西装领带都整理得一丝不苟；兰馨举着美术比赛的金奖奖状，辫子上还系着母亲织的粉丝带；心茹站在最边上，穿着初中的校服裙，笑得拘谨，双手攥着衣角，像个没抢到糖的孩子；母亲站在中间，双手搭在她和兰馨的肩上，头发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，却笑得格外亮。
心茹的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，砸在笔记本的封面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她以前总觉得，“家” 是父亲公司里永远签不完的合同，是母亲裁缝店里永远缝不完的衣服，是她们四姐妹挤在老房子的小房间里，睡前分享一袋薯片的笑声。可现在，那些东西像被戳破的肥皂泡，连影子都没剩下。父亲的公司破产了，母亲走了，老房子要被抵押，连那袋薯片的香味，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。
夜里，心茹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，翻着母亲的旧相册。出租屋很小，只有十几平米，摆了两张上下床，晓溪已经在另一张床上睡着了，呼吸很轻，眉头却微微皱着，大概还在担心明天的学费。相册的封面是红色的，边角已经磨损，是母亲结婚时买的。她一页页地翻，指尖拂过那些泛黄的照片 —— 有母亲年轻时穿旗袍的样子，有她和兰馨小时候在公园放风筝的场景，还有晓溪刚出生时，父亲抱着襁褓里的晓溪，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。
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济州岛的照片，是六年前拍的。照片里，四姐妹挤在海边的礁石上，晓溪举着巧克力冰淇淋，嘴角沾了一圈奶油；兰馨的辫子上沾了沙子，却还在对着镜头比耶；心茹皱着眉，用手擦脸上的海水，表情有点不耐烦；母亲站在她们身后，双手搭在她们的肩上，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了金色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。
心茹抱着相册，肩膀忍不住发抖。她想起那天母亲在海边说的话：“我们家玉玉以后要当律师，兰馨要当设计师，晓溪要当作家，都是有出息的孩子。” 那时她还嫌母亲唠叨，可现在，那些话却成了支撑她的力量。她把脸埋在相册里，尽量压低哭声，却还是吵醒了晓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