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童年记忆里，烙印着对狗的恐惧与憎恨。这种“仇狗”的情绪，并非源于鲁迅先生那种带有思想交锋的、对“媚态”的厌弃，而是更直接、更血腥的创伤。
七岁那年的夏天，在乡下外婆家，阳光把泥土晒得滚烫。我举着一根玉米肠，欢快地跑过打谷场。突然，一条被铁链拴着的大黄狗猛地从柴房边窜出，我甚至没看清它的样子，只感到小腿一阵钻心的剧痛，随即是温热血流下的黏腻感。我哇哇大哭，外婆闻声赶来，用扫帚驱赶了狂吠的狗。那狗是邻居家看仓库的，据说平时很温顺，那天或许是饿极了。
随后的日子，是昏暗的诊所、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和一连串扎进胳膊的疫苗。母亲又气又急，一边责备我没看好路，一边心疼地抹眼泪。从此，“狗”这个字眼，在我心里和疼痛、恐惧画上了等号。任何狗的靠近，无论大小、无论吠叫还是摇尾，在我眼中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，一种需要被警惕和驱逐的恶意。我会故意绕开有狗的人家，听到狗叫就心跳加速。这种恐惧，渐渐发酵成了一种深藏的敌意。
所以，当我考上城东的初中，需要独自穿过那座横跨在浑浊河流上的老石桥去上学时，母亲反复叮嘱我“桥头那片乱，常有野狗溜达，你小心点儿，绕着走”时，我心中涌起的不是畏惧，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预备：“它们最好别来惹我。”
这座桥叫“丰收桥”，名字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朴实愿望，但桥身已布满黑绿色的苔藓与蜿蜒的裂纹，像老人手臂上凸起的青筋。桥下的河水缓慢流淌，泛着油污的光，散发出淡淡的腥气。桥这边，是我家所在的、还算整齐的居民楼；桥那头，则是一片低矮、拥挤的旧城角落，电线像蜘蛛网般缠绕在空中。丰收桥，像是一条清晰的界线，划分开两种不同的生活。
初一那个夏天的清晨，阳光早早地就开始炙烤大地。我第一次清晰地注意到了它——后来被我称为“垃圾狗”的那个生命。
它蜷缩在桥头一个早已废弃的报亭阴影里，报亭的窗户玻璃碎了大半，里面堆满了垃圾。如果不是它因为炎热或虚弱而轻微地颤抖了一下，我几乎会以为那是一堆被雨水浸泡过又晒干、散发着霉味的破烂毛毯。它是我所见过的生命中最狼狈、最不堪的存在。身上的毛色已无法辨认，污垢、灰尘和不明粘稠物让原本的毛色结成一块块硬邦邦的铠甲，这里秃一块，露出粉红色带着疤痕的皮肤，那里又光了一块，是灰白色的皮癣。它瘦得惊人，嶙峋的骨架支棱着，每一根肋骨都清晰可数，仿佛一层薄薄的、肮脏的皮肤直接包裹着一副标本。最让人难忘的是它的眼睛，浑浊不堪，像是蒙着一层灰翳，没有野狗的凶光，也没有宠物狗的谄媚，只有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、抛弃后彻底的麻木和逆来顺受。
一股混合着本能怜悯与习惯性厌恶的情绪在我胃里翻腾。它太可怜了，可怜到让我这个“仇狗者”都觉得心头被揪了一下。但这份怜悯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烦躁和优越感——为什么要有这样丑陋、失败的东西存在，来破坏我清晨奔赴学校的心情？它提醒着我世界的不完美，而这种不完美让我不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