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 李渊的摇摆与局势的失控
李渊在储位之争中的态度成为关键变量。作为开国皇帝，他既坚守“立嫡以长”的传统礼制，维护李建成的太子地位，又对李世民的军功与才华心存偏爱，多次给予特殊封赏。这种矛盾心态导致其政策反复无常：武德四年设立天策府，助长了李世民的势力；武德八年又突然转变态度，支持李建成削弱秦府，将房玄龄、杜如晦等谋士逐出秦府 。
李渊的摇摆源于深层的政治考量：他既担心李建成能力不足难以掌控大局，又恐惧李世民权势过盛威胁皇权。为维持平衡，他默许双方组建私属武装——东宫拥有长林兵，秦府则有玄甲军，长安城内形成“两军对垒”的紧张局势。武德九年（626年），李渊的态度彻底倒向李建成，不仅拒绝了李世民前往洛阳“分治天下”的请求，更在傅奕密奏“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”后，将奏疏展示给李世民，实则暗示其“功高震主，已遭猜忌” 。
此时的长安已如火药桶般一触即发。李建成计划在昆明池为李元吉饯行时袭杀李世民，李世民则通过安插在东宫的眼线得知消息。当李渊决定让兄弟三人次日入宫对质时，李世民意识到最后的机会已来临，一场流血政变已不可避免。
二、布局：两年密谋与致命一击的筹备（武德七年至武德九年）
1. 核心战略：控制皇权源头的精密设计
李世民的政变策略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经过两年精心策划的系统工程。其核心逻辑突破了“诛杀太子”的传统思维，确立了“控制李渊”为首要目标——唯有掌控皇权源头，才能以“合法”名义清除政敌，避免落得“弑兄谋反”的骂名。这一战略得到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核心谋士的一致认同 。
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李世民团队制定了“三线并进”的计划：主线是潜入宫城控制李渊，支线是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，后路是退守洛阳形成对峙。三者相互衔接，构成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。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后，李世民便开始实施这一计划，首要任务便是策反宫城禁军。
2. 禁军渗透：玄武门守将的倒戈
玄武门作为太极宫北门，是皇室成员与朝臣入宫的必经之路，由“左右屯营”禁军守卫，兵力约三千人。控制玄武门成为政变成功的关键，而策反玄武门守将常何则是突破口。常何本是李建成亲信，武德五年被调入玄武门负责宫门守卫，李世民通过长孙无忌以“旧部情谊”和“未来许诺”对其进行策反，至武德九年已完全将其争取过来 。
1973年出土的《常何墓碑》证实了这一过程：“（武德）九年，奉太宗令，率北门健儿为羽翼。”除常何外，李世民还策反了禁军统领敬君弘、吕世衡等关键人物，这些人多曾是李世民部下，对其军事才能极为信服。通过逐步安插亲信，李世民在政变前已实际控制了玄武门的守卫力量，李渊身边的禁军系统被悄然“换血” 。
与此同时，李世民还在宫城内发展了其他内应。据敦煌P.2636号文书记载，太史令傅奕便是其中之一，其“太白经天”的密奏实则是为李世民制造“天命所归”的舆论准备。后宫中也有部分宫女被策反，负责传递太子与皇帝的动向，这也是李建成入宫前能获得张婕妤报信的原因——但这一“报信”实则在李世民的预料之中，目的是让李建成放松警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