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着，他让我指出“北京”在哪里。我踮起脚，费力地找到了那个五角星。他的目光便紧紧地黏在了那里，仿佛要穿透图纸，看到真正的天安门。
他喃喃自语：“光绪爷坐龙庭的时候……你老爷爷，去那儿送过皇粮。走路去的，一趟，就是一个秋天。”
“走路？”我无法想象。
“嗯，走路。鞋磨破了好几双，见过黄河，浑得跟黄泥汤一样。”
他的眼神飘向远方，似乎看到了那个他从未对我详述过的、风尘仆仆的青年时代。
“那时候，这地图上的地方，是想也不敢想的。现在，你们娃娃拿手指头一点，就到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昏暗的老宅，通过这张破旧的地图，与一个无比广阔而古老的世界连接了起来。曾祖父的沉默里，装着的不是空白，而是我无法想象的、用双脚丈量过的山河岁月。
我的曾祖父，便是这老宅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人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老得像一段被虫蛀空的木头，整日蜷缩在堂屋角落的一张藤椅里。藤椅也老了，和他一样，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他穿着靛蓝的粗布褂子，身子瘦小得几乎要陷进椅子里去，只有一双眼睛，虽已浑浊如蒙尘的玻璃，却偶尔在望向某个虚空时，会闪过一丝锐利的光，那光里，或许有他八十年的风雨，有他早已逝去的壮年。
他不大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像一尊被时光遗忘的雕塑。他的手，枯瘦如柴，布满了蚯蚓似的青筋和深褐色的老年斑，总是不停地摩挲着膝头的一根光溜溜的枣木拐杖。那拐杖，便是他的权杖，是他的舌头。高兴时，他用它轻轻地、有节奏地叩击着地面，发出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响，像古寺里寂寞的梆子；生气时，那叩击便变得急促而响亮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我们这些孩子，远远地便能从那“笃、笃、笃”声里，分辨出他心情的阴晴。
曾祖父的拐杖声，“笃、笃、笃”，不仅是心情的晴雨表，更是我童年故事的发令枪。有许多个午后，我便是伏在那张冰凉的八仙桌上，就着天井漏下的光，描红写字。曾祖父会眯着眼，远远地看，若我写得端正，那拐杖声便如沉稳的鼓点，是无声的嘉许；若我毛躁，字迹歪斜如蚯蚓，那声音便会停顿，良久，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，比责骂更让我羞愧。
夏日里，老宅是最好的避难所。任外面日头如何白晃晃地炙烤着大地，蝉声如何嘶哑得要把天空扯破，一踏进那厚实的土坯墙内，一股混合着泥土清香的凉气便扑面而来，瞬间将人包裹。我们孩子，便赤着脚，在冰凉的砖地上跑来跑去，或是围坐在天井旁，看蚂蚁搬运比它们身体大数倍的饭粒。曾祖父有时会眯着眼，看我们嬉闹，那“笃笃”声是舒缓的。他会用沙哑的嗓子，给我们讲些零碎的故事，无非是些乡野的狐仙鬼怪，或是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的见闻。那些故事，断断续续，像一串散落的珠子，我们听得入神，却又往往串不起一个完整的轮廓。现在想来，他并非在讲述，更像是在呓语，是在同他记忆里的那些亡魂对话。
而冬日，老宅便显出了它的严酷。西北风像旷野里的饿狼，嗥叫着，从门窗的每一道缝隙里钻进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