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关的感应灯在阿伟的脚步声里亮起来时，我正站在厨房水槽前，手里攥着块擦碗布。布是上周刚换的，米白色，上面印着小雏菊，是女儿朵朵选的。水流哗哗地淌着，冲过骨瓷碗的边缘，发出细碎的碰撞声，可我总觉得这声音盖不住什么——比如阿伟此刻的呼吸，粗得像台缺了油的鼓风机。
他换鞋的动静比平时大太多了。那双棕色的牛皮鞋，是去年结婚纪念日我挑的，他总说鞋底软，走路轻。可今天，鞋跟磕在鞋柜上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像是在地板上砸了个坑。我甚至能想象出他弯腰脱鞋时的样子，背一定是驼着的，肩膀绷得像块被拉紧的帆布，连带着后颈的肌肉都该突突地跳。
结婚七年，我太熟悉他了。熟悉他开心时会不自觉地哼《蓝莲花》，跑调跑到天边；熟悉他紧张时会反复摩挲左手无名指，那里有圈淡淡的戒痕；更熟悉他此刻这种“有事瞒着我”的姿态——从进门到现在，他没像往常那样喊“老婆，我回来了”，也没探头进厨房问“今晚吃什么”，只是站在客厅中央，像尊放错了位置的雕塑。
“阿伟？”我关掉水龙头，转过身。厨房的灯是暖黄色的，刚好打在他半边脸上，能看见他下颌线绷得紧紧的，胡茬也没刮，青黑色的一片，像是几天没打理过。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深灰色夹克，袖口沾了点白灰，左胸口袋的位置有块浅浅的褶皱——那是他紧张时会反复攥口袋的习惯。
他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像是熬了几个通宵。视线在我脸上落了两秒，又飞快地移开，飘向客厅墙上的全家福。那照片是上个月拍的，朵朵穿着粉色公主裙，小宇穿着蓝色背带裤，挤在我们中间。阿伟搂着我的肩膀，笑得眼角堆起了细纹，露出两颗小虎牙——那是他为数不多的，不带任何防备的表情。
“有件事，”他开口时，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，粗哑得厉害，“我必须跟你说。”
我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那块擦碗布，雏菊的图案被捏得变了形。掌心有点潮，不知道是刚才洗碗沾的水，还是别的什么。“嗯，你说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一样，可尾音还是忍不住发颤。
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在沙发边坐下。沙发是布艺的，米白色，和擦碗布一个色系，是搬家时我们一起挑的。他一坐下，沙发就发出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像是不堪重负。他没靠椅背，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蜷缩着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裤料里。
“我……”他张了张嘴，喉结用力地滚了一下，“我外面有人了。”
空气好像在这一刻凝固了。窗外的车流声、楼下邻居的电视声、甚至厨房里冰箱制冷的嗡鸣，全都消失了。世界安静得只剩下他这句话，像颗石子投进水里，一圈圈荡开，震得我耳膜发疼。我盯着他头顶那几根新冒出来的白发，忽然想起上周日早上，他靠在床头看报纸，我凑过去给他拔白头发，他笑着躲：“别拔别拔，这是岁月的勋章。”那时阳光正好，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他发梢，暖融融的。
“她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像是在咬着牙说什么艰难的话，“她怀孕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