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是不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？
就连家里阳台晾晒的衣服被风吹动，都能让我惊出一身冷汗。
我试图寻找那只黄皮子的踪迹，却一无所获。
它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
但我知道，它就在那里，在我的生活周围，像一個沉默而高效的清道夫，随时准备着，将我内心的垃圾，用最残酷的方式清理干净。
这份“心想事成”，不是恩赐，是诅咒。
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，并把它血淋淋地投射到现实之中。
我得到了“公正”（周扒皮死了），却失去了安宁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。
而这，仅仅是一场噩梦的开端。
我知道，欲望和恶念是无穷无尽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那只黄皮子还在……下一个“谢礼”，会在什么时候，以何种更恐怖的方式送达？
我站在医院的玻璃窗前，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阳光明媚，世界依旧运转如常。
但我的世界，已经从内部开始腐烂。
我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医生，我成了一个揣着不定时炸弹的囚徒，而引爆器，却是我自己的心。
噩梦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照进了现实。
而我，连醒来的权利都没有。
周副主任的死，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我本就波澜暗涌的生活，激起的不是水花，而是粘稠的、无法摆脱的淤泥。
我变得更加沉默，近乎自闭。
在医院，我尽量避免与同事有工作之外的交流，生怕自己某个不经意的表情或话语，会被那冥冥中的“存在”误解，酿成新的惨剧。
回到家，我反复检查门窗，拉紧窗帘，将外界的一切光线与声响隔绝，试图营造一个安全的堡垒。
然而，恐惧是无法被彻底关在门外的。
它更像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毒素，无声无息地侵蚀着我的理智。
我开始失眠，即使勉强入睡，也常常被噩梦惊醒。
梦里，有时是周副主任捂着胸口、扭曲着脸向我扑来；有时是那只黄皮子，用那双过于灵性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，然后缓缓开口，发出类似人类的笑声。
我试图用科学解释这一切：压力过大导致的焦虑症、创伤后应激障碍。
我甚至偷偷给自己开了些安神的药物，但效果甚微。
那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如同跗骨之蛆：我不是病了，我是被“标记”了。
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种持续的紧张感逼疯的时候，另一个变化发生了。
这个变化，远比周副主任的死亡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，因为它触及了我生活中唯一还算明亮柔软的角落。
白小溪。
我们科室新来的实习医生，比我小几岁。
她像一道温暖的光，笑容明亮，对待病人耐心细致，对医学有着纯粹的热忱。
我承认，我默默喜欢她很久了。
但这种喜欢，仅限于远远看着，偶尔交流几句工作。
我知道自己沉闷无趣，背负着无形的压力，从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
她就像悬在天边的月亮，美好，但遥不可及。
可最近，这轮月亮似乎突然向我靠近了。
起初是些微小的迹象。
她开始主动找我讨论病例，问的问题远超实习生的范畴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过去没有的专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