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愤怒。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、冰冷的愤怒。
整理完这些，我制作成了一份长达50页的PDF文档。每一页，都清晰地标注着日期、时间、骚扰方式和内容。
第二步，寻找“法理依据”。
我不是要去校长室哭诉，更不是要和她在学校里像泼妇一样对骂。那是她的战场，不是我的。
我的战场，在规则之内，在法律之中。
我翻出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，以及市教育局最新下发的关于“规范家校沟通行为，杜绝教师骚扰”的红头文件。
我像备课一样，将每一条她的越界行为，与具体的法规条款一一对应。
“夜间休息时间，非紧急情况不得联系教师”——对应她上百次的深夜来电。
“不得以任何形式侮辱、诽谤教师”——对应她那些充满诅咒和人身攻击的语音。
“学校、教师有权拒绝家长提出的违反教育规律、超出职责范围的不合理要求”——对应她无数次让我“透露”考题、修改分数的要求。
我用鲜红的字体，将这些条款清晰地标注在我的50页PDF文档旁边。
这不再是一份简单的骚扰记录。
这是一份，详实、严谨、无可辩驳的，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据清单。
第三步，联合“受害者联盟”。
我知道，我不是第一个。
在王子轩升入我的班级之前，我就听说过张丽的“威名”。她逼走了王子轩一、二年级的班主任，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女老师。还气走了一位教数学的资深男老师。
我通过同事，辗转联系上了他们。
电话那头，那位年轻的女老师一听到“王子轩妈妈”这五个字，声音都变了。她向我哭诉了当年被张丽逼到抑郁、最后不得不辞职的经历。她手里，同样保留着一些当年的聊天记录。
那位数学老师则更是愤怒，他告诉我，张丽当年因为他没有同意让王子轩当数学课代表，竟然向教育局匿名举报他“违规补课”，害他被调查了整整一个月，差点影响职称评定。
仇恨，是最好的粘合剂。
我得到了他们的授权，将他们的经历和证据，作为旁证，补充进了我的“罪证”清单。
做完这一切，已经是周一的凌晨四点。
窗外，天色泛起了鱼肚白。
我没有丝毫困意，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和亢奋。
我给校长发了一条信息，请了半天病假。
然后，我洗了个热水澡，换上了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化了一个精致的妆。镜子里的我，眼神明亮，平静，且坚定。
我没有去学校。
我也没有去张丽家。
我拿着那份打印出来，厚如一本毕业论文的举报材料，和存有所有电子证据的U盘，直接去了市行政服务中心。
我没有选择传统的信访渠道，那太慢，也太容易被中途拦截。
我选择了最直接、最高效、最无法被“公关”的方式。
我通过市政务服务平台的实名认证系统，将同一封附带所有证据的实名举报信，同时递交给了三个部门：
市教育局。
市纪检委。
以及，市妇联。
为什么要递交给妇联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