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祐元年（1056 年），苏洵决定带两子赴京赶考。临行前夜，程氏给苏轼一枚刻 “廉” 字的玉佩：“此去京城，切记‘清廉’，无论官居何位，都要记百姓疾苦。” 苏轼跪下接玉佩承诺 “不负教诲”，当夜写下《初发眉山》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3 汴京风云：科举成名与朝堂初啼
赴京路途艰辛，父子三人沿蜀道北上，翻越秦岭遇大雪，山路崎岖。苏辙不慎扭伤脚，苏轼背着弟弟在积雪中前行，苏洵看在眼里，既心疼又欣慰。在陈仓驿休整时，苏轼见墙上有人题诗叹怀才不遇，忍不住和诗 “有才何患无人识，天地终不负苍生”，引得同驿书生纷纷叫好。
抵达汴京后，他们住兴国寺僧房。苏洵带两子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，欧阳修见苏轼眉目清朗、谈吐不凡，读其文章后赞叹 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”，并推荐给宰相韩琦。韩琦读苏轼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 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”，十分欣赏其治国理念，承诺科举中重点关注。
嘉祐二年（1057 年）礼部考试，苏轼不负众望。主考官欧阳修被一篇文章才华折服，本想定第一，却疑是门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改第二，拆卷才知是苏轼，又惊又喜。复试时，苏轼以《春秋对义》获第一，顺利通过殿试，与苏辙同榜进士及第。当时汴京流传 “眉山苏洵，二子轼、辙，一日同登科，士大夫争传其文”。
正当苏家父子意气风发，眉山传来程氏病逝的噩耗。苏轼兄弟连夜返乡奔丧，苏洵也辞去刚得的官职。守丧期间，苏轼在母亲墓旁搭草庐，每日祭拜之余读书写作，重读《论语》后领悟 “仁” 的真谛 ——“非独爱人，更要爱物；非独爱亲，更要爱民”。三年期满，他写下《先夫人墓志铭》，字字泣血。
嘉祐六年（1061 年），苏轼参加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 —— 这是宋代制科最高等级，宋初以来仅两人获此殊荣。仁宗读其策论后对皇后说 “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”，随后任命苏轼为凤翔府签判，他正式踏上仕途。离京前，父子三人在汴京繁台寺话别，苏洵赠他一方砚台：“为官当如砚，容墨而不染墨，纳污而能自清。” 苏轼视砚台为珍宝，终生相伴。
凤翔府地处关中，是西周故都，民风淳朴却贫瘠。苏轼到任后不耽于官场应酬，深入民间发现当地因水利失修常遭旱灾，便主动向知府陈希亮请缨主持修建东湖。寒冬腊月，他亲到工地督查，与民工同吃同住，手上磨出厚茧。下属劝他 “何必辛劳”，他答 “官者，民之父母也，父母岂有坐视子女受苦之理”。
在凤翔的三年，苏轼佳作频出。一次与同僚游太白山遇雪被困，却写下《凌虚台记》，以 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” 表达对世事变迁的豁达。他还常去开元寺与住持月下煮茶论道，住持赠他 “心无挂碍，方得自在”，这话在他日后人生中意义重大。
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 年），苏轼被召回汴京任登闻鼓院判官，可好景不长，次年苏洵病逝，他再次返乡守丧。此次他将父亲灵柩与母亲合葬，在墓旁守了三年，期间整理父亲遗作编成《嘉祐集》，并作序称 “先父之文，如长江大河，奔涌不息”。守丧期满回汴京，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