果然，之后的日子里，没有任何一个律师愿意接我的案子。认识的同行委婉拒绝，推荐的律所一听名字就直接挂断电话……
开庭那天，天气阴沉得可怕。囚车驶入法院侧门，短短一段路，闪光灯几乎要撕裂灰暗的天色，记者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争先恐后地将话筒捅过来，各种各样尖锐刺耳的问题砸在车窗上。
“林法医，你是否承认弑父？”
“刻名字是出于什么心理？”
“你恨你父亲吗？”
法警艰难地分开人群，将我护送上台阶。我低着头，手铐磕在冰冷的手腕上，一步一步，走向那个即将审判我命运的法庭。
旁听席座无虚席，投射过来的目光各式各样，猎奇、鄙夷、愤怒、冷漠。我看到了几个从前同事的脸，他们迅速移开了视线。我看到了几位业内权威，他们摇头叹息。
我在被告席站定，像一件被展览的罪孽。
法官宣布开庭，程序性地询问：“被告，你是否已聘请辩护律师？”
我的指尖掐进掌心，耻辱和绝望漫过喉咙。我张了张嘴，准备说出那个练习了很多次的“没有”。
就在这时，法庭侧后方的一扇小门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。
所有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。
一个老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极其普通的深色夹克，身材清瘦，头发全白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，但背脊挺得笔直。他的步伐很稳，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牛皮纸文件袋。
他完全无视了整个法庭的注视，径直走向被告席。
法警迟疑了一下，似乎想阻拦，但又被他身上某种沉静而不容置疑的气场所慑，动作慢了一拍。
老人停在我面前，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。那目光里没有审视，没有好奇，没有同情，甚至没有任何明显的情绪，只是一种深不见底的…了然。
他抬起手，将那个牛皮纸文件袋递向我。
我僵硬地看着他，又看看那个文件袋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他是谁？这是什么？
法官在上面敲了下法槌：“肃静！请问你是？”
老人像是没听见，只是依旧看着我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的声音，低沉而清晰地说：“你父亲留给你的。”
我的瞳孔骤然收缩。
他轻轻将文件袋放在被告席的栏杆平台上，然后不再多看我一眼，转身，在那一片死寂和无数道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，如同来时一样，悄无声息地从那扇小门又离开了。
仿佛从未出现过。
法庭里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嗡嗡议论声。法官连敲法槌，高喊“肃静”。
而我，全部的世界都凝固在了那个粗糙的牛皮纸文件袋上。
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，几乎无法解开那细细的缠绕线。呼吸堵在胸口，每一次吸气都带着针扎般的疼。
终于，线绕开了。
里面没有信纸，只有一张薄薄的、看起来有些发脆的纸片。
我把它抽出来。
上面只有一行字，是那种我熟悉到刻骨铭心的、父亲特有的、微微向右上方倾斜的钢笔字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