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？
谁的？
怎么可能？！
解剖室的门在这时被轰然撞开。
我茫然地抬起头，视线模糊地看到一群穿着藏蓝色制服的人涌了进来，不是熟悉的刑侦支队同事，而是督察和持枪的陌生面孔。
“林晞！”为首的一人亮出证件和一张盖着红印的文件，声音洪亮得不带一丝感情，“你因涉嫌谋杀林建明，现依法对你实施逮捕！”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看着我的手被粗暴地从解剖台边拉开，反拧到身后。冰冷沉重的金属铐上了我的手腕，压得我腕骨生疼。
“等等！你们干什么？！”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“那是我父亲！我怎么可能…那弹头！是证据！有人陷害！”我愤怒的嘶吼。
没有人听我辩解。我被强硬地拖着往外走。挣扎中，我扭过头，绝望地看向解剖台。
那枚弹头在灯光下反射着冰冷、诡异的光。
“证据！保护好那个…”我嘶喊着。
一个年长的督察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，嘴角似乎向下撇了一下，那表情绝非信任。他朝助手挥挥手：“封存所有物证，严格流程！”
然后，我被押出了解剖室。走廊上闻声而来的同事们都惊呆了。他们的目光复杂，充满了震惊、怀疑、难以置信，还有疏离的恐惧。
七年，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，无数次为死者言，为生者权。而此刻，我只是一个弑父的嫌疑犯。
警车呼啸，不是开往我熟悉的市局，而是看守所。审讯室的灯亮得刺眼，问题一个个砸过来，冰冷、重复、充满陷阱。
“你和你父亲关系如何？”
“他失踪前你们是否发生过争执？”
“你是否知道他有什么仇人？”
“你作为法医，是否有能力获取并处理弹头？”
“你为什么要亲自解剖你父亲的遗体？是为了毁灭证据吗？”
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把钝刀，在我心上反复切割。我机械地回答着，重复着“不是我”、“我不知道”、“那是陷害”。
我的专业知识在此刻变成了指向我的利刃。我知道他们怀疑的逻辑链是如何环环相扣：动机、能力、时机，还有那枚铁证如山的、刻着我名字的弹头。
每一次闭眼，我都看到那枚弹头，刻着我的名字，深埋在父亲的胸腔里。
那画面，足以让任何人认定我有罪。
收押，等待庭审。日子在绝望的灰白中流逝。我申请取保候审被驳回，风险太大，罪名太重。
我的律师，一个原本还带着几分尽职态度的中年男人，在反复查看检方提供的证据摘要，尤其是那枚弹头的高清照片和鉴定报告后，第三次会面时，眼神躲闪地告诉我，他无法继续代理这个案子。
“林小姐，这个…证据太硬了。而且，舆论压力很大…”他搓着手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“您…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
舆论。我扯了扯干裂的嘴角。是啊，弑父。法医弑父。藏在河底七年。刻名字的弹头。每一个词都是引爆眼球的最佳燃料。我知道外面已经是怎样的惊涛骇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