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给我点时间。”我听到自己声音沙哑地说，“我需要……考虑。”
“可以。”他答应得很快，似乎早就料到我会妥协，“明天晚上。司机去接你。”
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
“不行！”我脱口而出，“后天……后天晚上。”
我需要一点时间缓冲，需要为自己争取一点可怜的主动权，哪怕只是区区二十四小时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像是在评估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反抗。“好。”他终于松口，但紧接着补充，“后天晚上七点，准时。”
然后，不等我再说什么，通话被利落地切断。听筒里只剩下忙音。
我握着手机，保持着接听的姿势，很久没有动。窗外夜色浓重，这间小小的出租屋，曾是我短暂的自由绿洲，此刻却像一个即将被攻破的堡垒。
第二天，我去了父母家。父亲坐在沙发上，眉头紧锁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母亲在一旁唉声叹气，看到我，强打起精神招呼。
“晚晚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贷款的事……总有办法的。”父亲试图宽慰我，但眼里的焦灼骗不了人。
我看着他们鬓边新添的白发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不能告诉他们真相，不能让他们知道女儿的婚姻成了一笔交易，而他们成了筹码。
“我……托朋友问过了。”我编着谎话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，“应该问题不大，银行那边可能就是流程慢点，你们别太担心。”
母亲将信将疑，但脸色总算好看了些。父亲也松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手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麻烦你朋友了。”
那一刻，负罪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我仓皇逃离了父母家，回到那个即将不再属于我的出租屋。
最后一天“自由”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他们为生活奔波，为琐事烦恼，但他们的烦恼是真实的，是可以靠努力去解决的。而我的烦恼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由霍聿深亲手编织，我越是挣扎，缠得越紧。
傍晚，我回到楼下。下意识地看向马路对面。
那辆黑色的迈巴赫又出现了。像从未离开过。
霍聿深坐在车里，车窗紧闭，看不清表情。但我知道，他在看着我。像看守即将归笼的猎物。
我没有停留，快步走进单元门。
那一夜，我彻夜未眠。
第二天一整天，我都在收拾东西。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大部分东西都不属于这里，也不属于我。我把学姐给的设计稿仔细做完，发了邮件，附上一句简单的道歉，说暂时不能接活了。
傍晚六点五十分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我短暂自由的小空间。阳光正好从西窗射进来，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。
门外响起了沉稳的敲门声。不疾不徐，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礼貌。
是司机来了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门。门外站着的不是普通的司机，是霍聿深的贴身保镖之一，阿诚。他面无表情，微微躬身：“太太，车在楼下。”
太太。这个称呼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。
我什么都没说，拎起我那个小小的行李包，走了出去。阿诚沉默地跟在后面。
下楼，走出单元门。那辆迈巴赫的车门已经打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