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正站在深渊边缘，脚下是漆黑的罪恶。耳机里，老人还在无助地辩解：“……我儿子在外地打工，不容易，警官您一定要查清楚啊……”
我猛地掐断了电话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，手心里全是冰冷的汗。
“废物！”后脑勺猛地挨了重重一巴掌，监工恶狠狠地瞪着我，“心软？在这里心软就是找死！不想干就扔去喂狗！”
恐惧瞬间攫紧了我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威胁，这是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。
晚上，挤在二十多人一间、弥漫着汗臭和霉味的宿舍里，我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凄厉惨叫和求饶声，浑身僵硬。那是一个试图逃跑的人被抓回来的下场。黑暗中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尝到了血腥味。活下去，我必须先活下去。这个念头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我开始强迫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戴上“面具”，学着用各种虚假的身份和声音去说话。我骗过一个省吃俭用想给儿子攒首付的大妈，骗过一个想赚点生活费的大学生，甚至骗过一个同样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打工者……每一次挂断电话，胃里都一阵翻江倒海。我把那些愧疚和恶心拼命往下咽，告诉自己，我只是想活着回家。
我的“业绩”渐渐好了起来。强哥偶尔会丢给我一根烟，算是赞许。但我从不敢看他的眼睛，那里面没有任何温度，只有对可利用工具的衡量。我知道，一旦失去利用价值，我的下场不会比隔壁那个被打断腿的人好多少。
日子在一种诡异的节奏中流逝。白天，是喧嚣、欺骗和无处不在的监视；深夜，是死寂、恐惧和啃噬内心的罪恶感。我像一台麻木的机器，重复着拨号、念台词、敲键盘的动作。唯一的慰藉，是偷偷藏起来的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上父母的笑容，是我还能记得自己曾经是个人类的唯一证明。
直到那天下午。
系统又自动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响了几声后，接通了。
一个我熟悉到刻进骨子里的、虚弱又疲惫的声音，从耳机那头传了过来。
“喂……哪位啊？”
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。是母亲的声音。
几乎是同时，我身边那个负责监控我们通话内容的监工，眼睛亮了起来，他显然也从后台资料里看到了什么，兴奋地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快！老家伙！资料显示家里有病人，急等钱用！肥猪！按‘重病筹款’方案A套话！快！”
他的催促像毒针一样刺着我。
耳机里，母亲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……说话呀？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找我娃的？他电话打不通，我好担心……”
我张着嘴，喉咙像是被铁钳死死扼住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我能想象到母亲此刻的样子，一定是坐在那破旧的沙发上，一边揉着酸痛的肩膀，一边紧握着电话，眼里满是担忧。
监工不耐烦地狠狠踹了我的椅背一脚。
我猛地一颤，求生本能和那套早已融入肌肉记忆的话术猛地冒了出来。我听见自己用一种极其陌生、故作低沉的嗓音，开始了表演。
“您好，这里是市人民医院医保办公室。”我流利地背出编号，心脏狂跳得几乎要冲破胸膛，“系统显示您丈夫李建国先生名下的医疗救助金有一笔退款需要办理，需要核对一下您的银行账户信息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