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谁看见，又是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娃子推了他？”
“是不是反革命的娃子又想偷懒不劳动？”
顾连长说：“只是一点皮外伤，不要紧，回去休息一下就行。”
听到他们争吵，我睁眼看见兄长举着一直沾满血的手、额头青筋暴起，
我朝他摇了摇头，便又晕了过去。（937）
6
我因受伤回到了家里休养。
外伤渐渐好了，却开始了头晕头疼病，因为撞击导致颅内伤。
那时农村人病了没有能力去公社医院治疗。
只是在大队合作医疗简单地治疗，或者静养，用现在时髦说法是“自然疗法”。
在养病期间，断续翻阅我爹留下的书，在《康熙字典》的扉页上见到用毛笔小楷写着：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”的警句，让我明白读书的重要性。
到了第二年冬天头疼病渐渐康复。
大队创办养殖场，场长是一个退伍军人，要我去当会计。
场长见我尚未成年，只让我放放牛羊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记记账。
我没有学过会计，但这点记工分账还是无师自通。
当时全劳力一个工作日记10分，生产队给我只记4分，抵不上半个劳力。
不做重体力的活儿，虽然工分低我仍满意。
我进场的第二年开春不久，场长调小公社林场任场长，由顾大队长代理场长。
1978年6月的一天，在读高中的发小找到养殖场上，
告诉我：中、高考制度恢复了，可以通过考试去读中专和大学。
劝我请假复习参加考试。
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推荐上学制度终结。
从此我无需依赖谁给我被推荐的资格，也无需讨好谁在评议时给我好的评价。
一条崭新的路铺在我眼前，彻底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路——那就是考学。
只有这条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的。我信心十足地准备行动。
可当我要迈开第一步时，就遇上拦路虎。因为我是场员，离开养殖场还得场长批准。
我不敢向代理场长顾大队长提出请假考试的要求。
绕了一个圈子请在场长面前最有话语权的保管帮我请假。
中午歇晌时，几个烟鬼烧着旱烟，聊着黄段子；
保管在抽完一袋烟，把烟袋在门槛扣了扣，清了清嗓子说：
“场长，会计想向你请一个月的假，去复习参加考试”
顾大队长一双圆眼突然怒睁，直直地盯着我说：“还想去考试？
你大白日做梦，别人在上学就考不上，你没有发烧吧？怎么说胡话呀？“
保管有些难为情地看看我说：“场长说的有道理，你毕竟几年没有上学了。”
我的一点想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被顾大队长兜头一瓢冷水浇灭，心在滴血。
我明白顾大队长就是不想让我有一丁点逃离的机会。我决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
我从发小处借来高中的全部教材，准备自学，计划再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高考。
到了深秋时节，养殖场更换正式场长时，
这份放羊记账的“轻松”活计再次被顾大队长的三儿子替代。
我又被打回生产队。
我家邻居对我说：“遇上顾家这个土皇帝，整得你是河坝里打墙——没有鳖爬的路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