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巧妙地抢夺了我的学习机会。
作为反革命份子的我爹已经去世，
我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生代，却要无休止地承受父之罪。
大队剥夺我了升学资格，顾大队长顺手抢劫我学兽医的机会。
批斗会结束时，顾大队长眼光阴森地盯着我，似乎在告诉我：
在这个生产队只允许顾家的人干轻松活儿、出人头地，别人绝不行。
不久，公社兽医站的培训学习通知下来，
培训对象换成了顾大队长的二儿子。
兽医学不成了，我鼓足勇气去找到小公社领导，申请再入高中学习。
答复要大队开出同意证明，可当时大队组织处于瘫痪状态。
5
初冬时节，省道公路建设工地上要求增派劳力。
顾连长就派我去工地支差凑人数。
那时给外地工程派劳力选择两类人：一是不好管理的人，二是劳动能力低下的人。
当时小队长对社员有绝对支配权力：
让你去工程上劳动，不去就停分基本口粮；
如果你自发出去搞工程，就不记公分，等于你白干。
当时粮食分配制由基本口粮和公分粮两部分组成：
基本口粮是按人口数量分发的，用于维持基本生存。
公分粮是根据挣公分多少计算分粮，体现多劳多得多能多得的原则。
为追随那份口粮我背着被子和其他队上两个民工一起，
向一百公里外的工地徒步进发。
第二天吃光了自带的干粮，第三天饿着肚子、拖着沉重的双腿继续走。
下午，终于赶到了工程部所在地，我却饿的晕倒了。
工友们见我人小便笑我混饭吃。
为了证明我不是混饭吃的，我抢过锄头挖土方。
一天下来堆起来的土比别人还多。
工头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人虽小，能抗事。”
可是我双手打满血泡，而且累病了。
此后又出了几次工，每出一次工就要病几天。
工头向工程指挥部汇报把我退回生产队。
我拿着指挥部开出的退回证明找给顾连长报道，
顾连长一脸嘲讽说：“初中生儿，咋样？没人要你吧？
回来了还得劳动，明天就去参加三治。”
我盯着他那挂在猎枪想：总有一天会不再听你呼来唤去的使唤。
那时，正搞农业学大寨运动，通过“治山治水治田”三治活动，
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准备，将坡地改为梯田。
冬季农闲时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劳力，轮流为各小队改田治地。
我们小队年龄相仿的少年有四人。
只有我读完了初中，其他三位小学没念完或者没有上过学。
有次抬填仓石，沉重的杠子压在肩上，我勉强站起来却迈不开步，
合作的人在后面左右摇摆，我走不稳一下摔倒了。
头碰在石头上，只感觉脑袋”嗡“地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再醒来时是躺在兄长怀里。
兄长愤怒地朝向使坏的小孩：“你为啥故意搞？把我弟摔成这样咋办？“
那小孩一脸无所谓地说：“他自己摔倒的，怪我？怪也只能怪他没用。”
见这边争执起来，使坏小孩的父亲兄长都赶过来：
“咋地，自己摔倒了，怪别人？是别人推倒的吗？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