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妇女队长外，其他参评人员都发了言。发言内容是对大队长四儿子的一片歌颂。
妇女队长充当监督员的角色，听听发言人都说些什么，说了什么不利于小叔子的话。
参评人员没有一个会说坏话和敢说坏话的。
当然朴素的农民也都有一个朴素的信条：灶王爷上天——好话多说。
关键内容我都完整地记录下来了，发言完毕我把记录念一遍让发言人听。
他们确认记录无误后，识字的签名，不识字的盖章。
最后班主任夸我会议记录记得好，鼓励我好好地表现等待推荐的机会。
班主任的话语让我怦然心跳，真心向往能有这样的好机会从天而降。
一直没有说话的妇女队长此时突然发言“老师，他才没有那个资格呢，因为他老子是反革命”
我第一次听说“反革命”，不知道它是什么，竟然还能让我没有被推荐的资格。
心里沉沉地，我小学时一次在水潭里洗澡，被流沙和旋涡拖着沉下去的感觉又出现了。
那种感觉让人恐慌绝望，想呼救又发不出声。
我突然把会议记录拍在桌上怒道：“推荐选拔应该是看人品，不是看老子的成分。”
我离去时，在门外歇气的本家医生塞给我半块烤红薯我说：“别灰心，或许还要机会的。”
这次评议后，毫无意外，顾大队长的四儿子上了地区卫生中专。
两年后成为县城医院的一名医生。
这在贫困的山村村民眼中，吃皇粮的且在县城上班的医生是仰望的存在。
顾家把持大队和小队的管理权，又培养出一个单位里工作的人。
从此，顾连长在村里走路像螃蟹横着。
3
8月下旬，高中入学通知果真没有我的。
对于这个结果我有心理准备。
初中毕业前夕，班主任老师反复给我们作心理建设：
要做好：一颗红心、两种打算。
即一颗红心向党，两种打算是：要么升学，要么回队参加生产劳。
回队务农或者升学，我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我做好了回家务农一生的思想准备，可是身不由心。
由于我生在饥荒年代，身体孱弱多病，加上营养匮乏。
初中毕业时身高1米45，体重70斤，根本干不了重体力活儿。
勉强参加农活，也只能干些拔草、扯黄豆、砍玉米杆等轻体力活。
学校是我做梦都想的去处，而我就读高中的资格被剥夺。
留队从事体力劳动成了唯一的生存之路。
它就像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的夜晚看不到一丝光亮。
9月初一个晚上，大队革委会一把手程主任着人把我叫到他家里。
他拿出信纸让我给写封信。
主任儿子在新疆当兵，给儿子信都是我帮忙写。
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，我爹是斗争靶子，我面对大队一把手天生恐惧。
我低着头回答他：“哦，好，要写啥子，您说”
我按要求写好信，并读了一遍给他听。主任说道：“写的好，事情说清楚了。”
我起身离开时红着脸抬起头，结结巴巴地提出一个请求：
“主任，您看，我不能读高中，又未成年，做不了重活儿，咋办呢？”
主任愣会儿神想想说：“是个事儿啊，领袖说过：出身不有己，道路可选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