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今天，我准备了一个更黑暗、更尖锐的故事。我轻轻握住陈砚冰凉的手，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指腹上还留着常年握画笔磨出的薄茧。“砚，今天我给你讲个新故事。”我的声音压得极低，怕惊扰了这间病房里凝固的寂静，也怕惊扰了他沉睡中可能存在的、脆弱的感知，“一个关于钟表匠的故事。他住在老城区一栋爬满常春藤的三层小楼里，阁楼就是他的工坊。那里堆满了齿轮、发条、擒纵轮，还有无数停摆的钟。他修好了别人的钟，却修不好自己的时间。”
我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个小小的、蒙尘的旧怀表上——那是陈砚的，我们在旧货市场淘来的，他说表盖内侧刻着的“守时”两个字像极了我总是迟到的样子，所以一直贴身带着。现在表盖裂了一道细纹，和陈砚额头那道缝合的伤口一样，触目惊心。
“钟表匠叫沈时安。”我继续讲，声音里努力注入一种叙述的节奏，一种能穿透昏迷屏障的韵律，“名字里有‘时’，有‘安’，可他的时间从不安宁。他是沈记钟表铺的第三代传人，爷爷那辈在老城区开了家铺子，专做古董钟表修复，鼎盛时期连省里的博物馆都来找他们修座钟。可到了沈时安这代，智能手机普及了，戴表的人越来越少，铺子生意一落千丈，只能靠修些老主顾的旧表勉强维持。”
我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，上面写着我昨晚熬夜整理的故事大纲，旁边画着一个小小的钟表草图。“沈时安三十岁那年，妻子难产走了，留下一个刚出生的儿子，他给孩子取名叫小满，希望他‘小满即足，平安顺遂’。小满长到五岁的时候，眼睛特别亮，像老钟表里最纯净的蓝宝石轴承，每次沈时安修表的时候，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，拿着放大镜看齿轮转动，嘴里念叨着‘爸爸，这个小轮子转得真快呀’。”
说到这里，我的喉咙有些发紧。我想起陈砚画过的一幅画，画的是我们在旧货市场看到的一个老钟表匠，旁边站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画的名字叫《时间的孩子》。那幅画后来被挂在我们合租的客厅里，每次看到都觉得暖烘烘的。
“小满七岁那年冬天，突然开始咳嗽，发烧不退。”我的声音沉了下来，病房里的光线似乎也暗了一分，“沈时安带他去了市医院，查了三天，最后医生拿着化验单说，是‘进行性神经节苷脂沉积症’，一种罕见的遗传病，全世界都没有特效药，只能靠一种进口的营养针维持，一支就要八千块，一个月需要四支。”
我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水是凉的，像沈时安听到诊断结果时的心情。“沈时安当时就懵了，他抱着小满坐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从下午等到晚上，直到护士来催他挪地方，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，把小满的衣服都浸湿了。他回到铺子里，把所有的积蓄都翻了出来，连爷爷留下的那只珐琅座钟都卖了，才凑够第一个月的药费。”
“从那以后，沈时安每天天不亮就开门，直到深夜才关门。老主顾介绍的活他接，陌生人生锈的旧表他也接，甚至帮人修闹钟、修玩具车——只要能挣钱。他的手指原本很干净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可那段时间，指甲缝里全是油污，洗都洗不掉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握镊子变得又红又肿。有一次修一块十九世纪的怀表时，镊子没拿稳，齿轮掉在地上，他蹲在地上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找到的时候突然就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