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开始在外面哭诉，诉说不幸，养了个怎样冷血无情、暴力成性的女儿。起初没人信，毕竟我成绩好，在外面沉默寡言。但说得多了，总有些风言风语飘起来。
我十八岁生日刚过没多久，他们大概觉得再也无法从我这里榨出什么，又或者弟弟那边催逼得太急，他们走了最后一步棋。
他们联系了本地一个以猎奇煽情著称的民生栏目记者。
一场精心策划的“控诉大会”在我们逼仄的客厅里上演。摄像机黑洞洞的镜头对着我，强光灯打在我脸上，试图捕捉我每一丝“大逆不道”的表情。
母亲哭得肝肠寸断，诉说我如何不孝，如何打骂父母。父亲在一旁唉声叹气，展示着他手臂上一些陈年旧伤——有些是我干的，更多估计是他自己磕碰的。弟弟则被推出来，对着镜头哭诉姐姐从小如何欺负他。
记者把话筒怼到我面前，语气带着诱导性的悲愤：“林招娣女士，看着你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，面对他们的控诉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孝道传统在你这里难道就一文不值吗？你究竟为什么能如此狠心？”
父母期待地看着我，期待我看到镜头会害怕，会屈服，会为了那点可怜的名声而就范，然后乖乖交出我所有的未来，去填他们宝贝儿子的无底洞。
我看着镜头，又看向他们，脸上甚至露出一个轻微的、奇异的微笑。
我从我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里，慢慢地，掏出了一张纸。
我把那张纸展开，举到摄像机镜头前，确保每一个字都能被清晰拍到。
“不好意思，让各位失望了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我有病。”
诊断书上，“超雄综合征”几个字被加粗放大。下面还有一行医生的诊断建议：情绪极不稳定，易怒冲动，具有高度攻击性，建议避免刺激患者。
客厅里瞬间死寂。
父母的表情凝固了，从期待的扭曲，到茫然的空白，再到极致的恐惧。记者脸上的悲愤僵住了，眼神里透出措手不及的狂喜——挖到了更劲爆的新闻！
我转向镜头，笑容愈发温柔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
“所以，各位叔叔阿姨，哥哥姐姐们，”我语气甚至称得上礼貌，“以后采访我家，或者想道德绑架我，麻烦先看看这个。毕竟……”
我放下诊断书，目光缓缓移向脸色惨白、开始发抖的父母，最后落在他们身边那辆崭新的、准备用来卖惨的轮椅上。
我走过去，俯下身，用最轻柔的声音，对着他们耳语——却又确保麦克风能清晰地收进去：
“下次，你们想试试真正的生活不能自理吗？”
全网沉默了一秒。
然后，舆论彻底爆炸了。但方向，完全偏离了我父母，以及那位记者的预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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镜头晃动着，对准林家那扇漆皮剥落的旧门。门里传来女人高一声低一声的哭嚎，夹杂着男人沉重的叹息。邻居三五成群地聚在不远处，交头接耳，眼神里混合着看热闹的兴奋和一种心照不宣的怜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