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五年，大儿子出生了。接生婆走后，李建军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激动得手直发抖。
“给孩子取个名吧。”虚弱的王秀兰躺在床上说。
李建军想了想，“叫爱国吧，希望他长大了爱国爱家，做个有用的人。”
两年后，二儿子爱民出生了。又过了三年，三儿子爱党也来到了世上。
三个儿子，三张吃饭的嘴，生活的担子更重了。为了多挣点工分，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干活。王秀兰更是辛苦，既要下地，又要照顾孩子，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。
最困难的时候是一九七八年大旱，庄稼几乎绝收。家里存粮见底，三个孩子饿得直哭。李建军只好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山上挖野菜，王秀兰则把玉米芯磨成粉，掺在一点点面粉里烙饼。
“那饼硬得能硌掉牙，但孩子们吃得香。”王秀兰回忆道，眼里闪着泪光。
李建军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会儿我真没用，让你们娘几个挨饿。”
“胡说啥呢？天灾人祸，谁能料到？后来不是好起来了吗？”
确实，改革开放后，农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土地承包到户，李建军家分到了十五亩地。他精心耕作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。王秀兰养了一群鸡和两头猪，鸡蛋和猪肉除了自己吃，还能拿到集上卖钱。
一九八三年，他们推倒了土坯房，盖起了三间砖瓦房。虽然简单，但宽敞明亮，再也不怕下雨天了。搬进新房的那天，夫妻俩一夜没睡，就坐在炕上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“那会儿爱国十岁，爱民八岁，爱党五岁，三个小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吵得屋顶都快掀翻了。”李老汉笑着说。
“可不是嘛，爱党那孩子皮得很，整天爬树上房，没少挨揍。”
说起儿子们，老两口的话匣子打开了。大儿子爱国老实本分，从小就帮着干农活，是种地的好手；二儿子爱民机灵，读书好，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，现在在县城中学当老师；三儿子爱党最能闯，年轻时就去南方打工，现在开了家小工厂，当起了老板。
“要是爱国还在，该抱孙子了。”王秀兰忽然伤感起来。
爱国在三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，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文博。这是老两口心中永远的痛。
“不说这个了。”李老汉收起二胡，“明天文博要带对象回来，你得准备准备。”
提到孙子，王秀兰顿时来了精神，“可不是嘛，我得想想做点啥好吃的。那姑娘是城里人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农村人不会招待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老两口就忙活开了。王秀兰打扫院子，准备饭菜；李老汉则去菜园里摘最新鲜的蔬菜。
上午十点多，李文博开着车回来了。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清秀的姑娘，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上去有些拘谨。
“爷爷，奶奶，这是小雅，我女朋友。”李文博介绍道。
“爷爷奶奶好。”小雅礼貌地打招呼，递上手里的礼品，“听说爷爷喜欢喝茶，我带了些龙井。”
王秀兰连忙擦手接过，“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快屋里坐。”
午饭很丰盛：小鸡炖蘑菇、红烧鲤鱼、炒青菜、西红柿鸡蛋汤，都是农家风味。小雅吃得很香，连连夸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