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瓦屋油灯
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游走，将爷爷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槐树。我趴在吱呀作响的木桌上，鼻尖几乎要碰到那本泛黄的《论语》，爷爷枯瘦的手指捏着毛笔，在宣纸上写下 “学而时习之” 五个字，墨香混杂着灯油味，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嗅觉记忆。
1988 年的冬夜格外漫长，周庄的狗吠声隔着三里地都能听见。爷爷周德山放下笔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层层揭开后露出半块硬糖。“阿文，你爹要是当年能接着念书，现在该坐在公社办公室里了。” 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带着私塾先生特有的顿挫。我舔着糖块，看着他手腕上那道月牙形的疤痕 —— 那是 1947 年被抓壮丁时留下的，后来他从部队逃回家，发现养父母已经把家里的三亩水田卖了大半。
奶奶在灶台边刷碗，铝制锅铲碰撞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。她邓秀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地主父亲给取的，三岁被卖到曹庄时，身上只裹着一件打补丁的蓝布衫。“别老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” 她端着热水进来，围裙上还沾着玉米糊糊，“你爹今天在砖瓦厂挣了两块三，够买两斤煤油了。” 灯光下，她耳后那道被地主家儿子打的疤痕若隐若现。
我父亲周建国正在西厢房算账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。他初中毕业证上的照片还很精神，中山装的领口系得笔直，那是 1966 年夏天拍的，没过多久红卫兵就砸了学校的黑板。“明天得去山上再砍两担柴，你三姐的学费还差五块钱。” 他的铅笔在烟盒背面写写画画，那里记着砖瓦厂的考勤 —— 这个月他全勤，能多领半斤粮票。我母亲李兰英在纳鞋底，月光从窗棂漏进来，照亮她鬓角的白发，谁能想到这个在油灯下缝补的女人，当年是县文宣队的台柱子，高中毕业文凭被她压在樟木箱最底层。
墙上的挂钟敲了九下，这是全村第二个有钟的人家，第一个是村支书家。我大姐周慧趴在我旁边写作业，她的铅笔头已经短得握不住了。“小弟，省城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到了。” 她声音发颤，手指抚过信封上 “公费培养” 四个字。这年她十五岁，将是周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。母亲悄悄抹了把眼泪，往油灯里添了点油，光晕顿时亮了不少，照亮了墙上 “计划生育光荣” 的红色标语 —— 那是母亲做完结扎手术后，村妇联主任送来的。
深夜我被尿憋醒，看见父母房间还亮着灯。父亲在说建房子的事，邻居王老五又占了咱家半尺地基。“他表哥在乡里当书记又怎样？” 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当年媒人说你是吃公家饭的，我以为是坐办公室呢。” 父亲叹了口气，火柴擦燃的亮光闪过他的脸，“等阿文长大了，一定要让他端真正的铁饭碗。”
窗外的月光洒在天井里，像一层薄霜。我想起白天在砖瓦厂看到的情景：父亲赤膊揉着泥巴，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，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出了破洞。而不远处的公社大院里，三姑爷正坐在树荫下看报纸，他顶替父亲去财政所上班的事，成了父亲酒后常提的遗憾。
煤油灯渐渐暗下去，灯芯结了个灯花。爷爷的《论语》还摊在桌上，“士不可不弘毅” 那页被虫蛀了个小洞。我摸了摸书包里的数学试卷，这次又是满分，父亲说过，学好数学就能像他当年那样，用多种方法解人生的难题。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有些难题，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