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破祠堂里，拿着一口黑炭烧出来的小锅，熬了一碗姜汤，坐在光影交错的地上，喝得满身是汗。阿栀坐在我对面，眼里还红着，捧着粗瓷碗一勺一勺地吃粥。她抬头看我，嗓音发哑：“王妃，我们真的……真的就这么走了？”
我笑：“活下去，阿栀。从前我是王妃，活得一点也不像王妃。现在呢，我要做个活得像我的人。”
我把头发剪了齐耳，换上粗布衣裳，取了个名字，叫“阿锦”。我们在城南租了一间小屋，开了个小绣坊，接街坊的活计，缝帘绣帕，靠手里的针穿起日子。现代社会教我最多的，是如何把生活拆成细碎，一件件拼好。我算账、讲价，挑色线，收顾客的好评，日子慢慢顺了起来。
春天的时候，城外发了洪，瘟疫紧随而来。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初在太后寿宴上被赏的几味药材，煮了些葛根汤，草木灰消毒，叫街坊别喝生水，烧了石灰撒门前。小巷里孩子的咳嗽声慢慢止了，隔壁的寡妇来敲门，掖着角儿悄声说：“阿锦，你这手真巧，不止绣花儿巧，活命也巧。”
我笑：“活命是最大的好手艺。”
那一年夏天，天干得惊人，朝堂动荡，摄政王外放剿乱，宫里传出昭德太后病重的消息。风云翻涌于高处，我在地面悄悄织我的网。一些求来绣品的贵妇常来我这儿坐坐，带来外头的风声，也带来绣坊的生意。有人问起我从前在何处学的针线，我笑说“祖传”，她们便信了。
再之后，传来更惊天的消息：旧帝猝逝，祁晏以摄政身份平定诸王矛盾，登极为帝，改元元宁。
我的手微微一顿，针尖扎了自己的指腹一刺血。我把血珠吸进嘴里，苦笑了一下，低头继续绣。
我本以为从此与他彻底无干。可事情偏不依人愿。秋末，有位官员夫人来我这儿订一床绣锦，说要绣《百鹤朝阳》，给新帝进贡。我夜里伏在灯下，把那一只只白鹤绣得洁净修长，羽毛纤细如雪。第二日，夫人叫人来取，我收了布票与银镯，换来屋里的柴米油盐又多了几天的底气。
半个月后，街口停了一队马车。先是随从，再是卫士，最后，一双熟悉的靴子下车，踏在我的门槛上，发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