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是含糊的叙述，然后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争辩的意味：“……爸，不是……她是个好女孩……我们是想…………”
电话那头的中年男声异常清晰洪亮，即使隔着一段距离，我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像一把冰冷的锤子，砸碎了我最后一点幻想。
“留？留什么留！你们才多大？拿什么养？让她赶紧去打掉！”
“……什么？结婚？你昏头了！”
“她家什么条件？开口就要十万彩礼？怎么不去抢！”
“告诉她，头胎打了以后是很难怀孕，但那也得打！”
“现在不打以后更麻烦！听见没有！别犯傻！”
每一个字，都像淬了毒的冰锥。
我死死咬住被角，浑身冰冷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十万彩礼？
我家从未提过，这显然只是他父亲为了强化拒绝而随意找的、贬低我的借口。
最让我彻骨寒冷的，是那句“头胎打了以后很难怀孕”。
从一个长辈口中，如此轻描淡写又恶毒地说出来，仿佛在讨论一件物品的损耗，而不是一个女孩未来的健康和人生。
电话挂了，陈明走进来，脸色苍白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
他嚅嗫着：“薇薇，我爸他……他说得也有道理，我们现在确实没办法……而且，打胎也没那么可怕，很多人都……”
那一刻，我看着这个曾让我觉得可以托付一切的男孩，突然感到无比陌生。
他没有反驳他父亲对我赤裸裸的羞辱，甚至没有试图保护我，反而开始复述那些冷酷的逻辑。
希望，碎得一干二净。
4.
第二天，我双眼红肿地回了家。
没办法再瞒了。
在我语无伦次的哭诉中，我爸妈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
妈妈抱着我一起哭，爸爸则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地抽着烟。
沉默了很久，爸爸掐灭烟头，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强压的镇定：“哭解决不了问题。我给他爸打电话。”
爸爸的电话措辞很克制，甚至带着一丝艰难维持的礼节：“陈先生，孩子们出了这种事，我们做家长的都有责任。”
“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。”
“你看，我们两家是不是尽快见个面，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？”
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听不见，但我看到爸爸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，最后变得黑云压城。
“不在家？出差？”
爸爸的声音冷了下来。
“陈先生，事情总要解决，逃避不是办法。”
“我请你吃个便饭，地方你定，时间也你定，我们当面谈……”
“没空？那好，等你‘出差’回来再说！”
电话被挂断了。
爸爸猛地将手机拍在桌上，胸膛剧烈起伏：“混账东西！他说他不在本地，出差了！说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让孩子们自己处理！这就是他们家的态度！”
妈妈哭得更厉害了：“他们这是想拖，拖到没办法了就去打掉，一点责任都不想负！我女儿的身体怎么办？！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爸又尝试约了两次，对方不是推脱没空，就是直接不接电话。
陈明也像变了个人，信息回得越来越慢，电话经常不接，偶尔联系上，也只是支支吾吾地说“我爸还没回来”、“再等等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