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天下午，赵春英拿着一张小红条来找我——那是一种特殊的账单条子，她强装着关切的样子，“顾苒，家里这账你也知道，雷要结婚，少不了一大笔礼金。你孝顺一点，把你那几张旧粮票交出来，咱家把钱凑上，给雷办一场好日子。”
她的声音里有强硬，也有讨价还价。她以为我还是那个会被眼泪和威胁打垮的女人。她不懂这一次的我已经学会了算盘：先把家里的经济独立了，才能在婆媳之间立住脚跟。我看着她那张工作累得发皱的脸，心里却没丝毫动摇。
“妈，你要账，先把账单拿出来。”我说得干净利落，“谁欠谁的账，咱们写账本。你要拿我的东西，你得按市场价补偿，不然别想再用‘家风’这种软话把我哄过去。”
她的脸色变了，像被冷水一盆泼下。她想用母亲的权柄杀死我，却忘了现代的村庄里，权柄是用钱买的。不动声色地，我把事情摆到台面上，让村里的人看得明白：若她想动我的东西，先签字表明用途，再让村里的人监督。那样的局面会让她在乡亲们面前丢脸，而她最害怕乡亲们的指指点点。
她愤怒地离开，像要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掀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有不甘，也有恐惧：“顾苒，你别以为你做两三天馒头就了不起，结婚的事是咱家的面子事，可别给我搅黄了。”
她走了之后，我能听到她在田埂上打算盘的脚步声。她要的是保证金，是婚礼时摆桌的铜钱，是她脸上的笑。她在算着把别人当作资源的生活方式，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资源本身反噬。
果然，不到一周，村里的人开始议论：赵家老婆子怎么突然不声不响地想凑钱？有人把我家的馒头和赵家的婚事联系在一起，猜测说是有人把我家的粮票和馒头换成了礼金。谣言就像冬天里的白霜，覆盖在每个院门上，慢慢结成厚冰。
就在这时候，赵雷做了一件让村里人更有看头的事：他向我提出正式的“合伙请求”。他说要出钱出力，把馒头生意规模化。表面上是兄弟情深，背后是想把所有利润和控制权收归自己。我假装考虑，但心里早策划好了几步棋：先答应，让他和母亲放松戒备，再在关键时刻把把柄露出来，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。
第五章 举报与审视
举报信像一阵风，迅速在柳河镇里刮开。村支书王书记把信拿来给我看时，我正在炉边摊开新做的发面。“有人写信说我用的面粉不是本村粮食，涉嫌倒卖粮票换取利润。”王书记看着信，眼神里有迟疑，但话还是客气：“顾苒，这事儿我们得好好查查，不然村里人心里有数。”
举报信的来源不明，但字迹斜斜的，字里行间带着蓄意的怨毒。它让我意识到一件事：任何新事物在乡下都是双刃剑。你做馒头赚了钱，邻居会喜欢，有人看你眼红，就会把你推到风口浪尖。举报信背后可能是婆婆、可能是赵雷，也可能是那些始终习惯用别人的短处来提升自己名望的人。
我把事情放得更公开。先是向乡镇食品监督所说明情况，把我所用的全是自己从空间里变出来的面粉，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听起来扯淡，但现实在变：我把几包面粉的生产批号和我换面粉用的粮票记录摆出来，给书记和产妇联队的几个知情人看。几个人围着案卷翻了个遍，王书记吃了一惊：“你这是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