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书记，我哪里敢违法。”我说话的速度像刀片，“我做小买卖，是为了孩子和家。你要是查，就查个明白。我没必要用什么投机的手段，村人喜欢我的馒头，是因为我做得好，不是因为我偷来的票。”
他犹豫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乡镇上的审查不像城里的程序那么机警，一纸举报信能掀起半个村的议论，但真正的证据却要靠人去找。书记派了两个人去我家查看账本和面粉来源。那两个人看了半天，又看了那些我用空间变出的票，最后被我那份“空间面粉”的来路弄得一头雾水。
“顾苒，你要小心点。”其中一个人低声对我说，“现在风声紧，村里有人不喜欢你赚得比他们多。”我笑笑，笑得带了点苦涩：“人不喜欢我，不代表他们能拿我怎么样。只要我做的规矩，谁来举报都没用。”
夜里，婆婆被风吹得更急。她知道举报信是把她的人心揪出来的工具。她每天像受了亏的人似的，神经绷得紧。我知道她在私底下向村里能利用的每一个人打小报告，连村头摆摊卖糖葫芦的老李头都被她拉去做证。她的招数越来越花，甚至有人在集市上听见她背后骂我的话，像扎人的针。
正当风声四起之际，赵远终于说话了。这一次，他没有退缩，也没有站在母亲那边。那晚他走进厨房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是他工作单位给他的工资单——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点钱。他把工资单放在桌上，眼神沉稳：“苒，我看见你每天起早贪黑，我也看见你用心做这些馒头。你做的不是生意，是给咱们家的路。妈的那些花样我懂，但我不想再让孩子饿肚子。你要是被人骂，我就站你这边。”
那一瞬间，我的胸口像轰然间被一只温柔火锅照亮。二十四岁的他终于像一个男人。上辈子他总是被母亲牵着鼻子走，软弱得像没骨头的草。这个转变来的不早也不晚，正好能在关键时刻把婆媳的天平倾向我这一边。他的话像一把刀，切掉了婆婆的借口，也割断了她最后的自持。
消息传开后，村里人对我态度慢慢有了变化。有人开始相信我的馒头是正经东西，也有人开始怀疑举报背后的动机。书记也因此收了信，决定暂缓处理，等到更明晰的证据出现。但谁也不知，真正的证据并不是靠村里的审查能找出来，而是要靠我一步一步把账本做得明白——把空间里的物资变成能被人看懂的账面。
于是我开始做账。每斤用掉的面粉，每份卖出去的馒头，每张换来的粮票，都记录在案。我的字迹不漂亮，却认真。账本翻得厚了一点，像一台要开始运作的机器。我把一部分利润存成小金库，藏在一个村里没人注意的地方；另一部分用于扩大产能，买了个小铁锅和几张蒸笼。小生意逐渐有了轮廓。
但我知道，胜利的代价是警惕。有人已经开始盯上了我那口“可以变面”的锅。举报信里那条黑影还在暗处，它会随时冒出来，把所有人喊成证人。就在我把账本放好的一天晚上，厨房门外有人悄悄贴了一张字条——字不太工整，写着三个字：“别以为赢了。”
第六章 揭示与翻盘
那张字条像针一样扎在我胸口。字迹歪歪扯扯，墨迹还没干。我看着门口愣了半晌，然后把字条折成条，放进我的账本里。账本是我的圣经，记录着每一次交易、每一张票据、每一份面粉。字条被藏起来，像是一个未卜先知的预告：有人在监视，有人在算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