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黄昏时分，阳光斜斜地穿过落地窗，在水晶吊灯上折射出斑斓色彩，却照不进我所在的角落。
外婆领着我踏上最后一级楼梯，指了指走廊尽头那扇低矮的门。“你就住这里吧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这栋大房子的宁静，“需要什么就告诉吴姐。”
我点点头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主卧室那扇紧闭的橡木门。我知道她就在里面，那个我应该称之为“母亲”的人。
“她今天还好吗？”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
外婆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一种我早已熟悉的复杂情绪掠过她保养得宜的脸庞——怜悯、尴尬，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遗憾。
“休息了。”她简短地说，然后补充道，“晚餐吴姐会送上来。明天……明天再说。”
我知道“再说”的意思就是“别打扰她”。我早已学会解读这个家里的所有潜台词。
我的新房间曾经是储藏室，现在勉强摆下一张窄床、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。斜顶的天花板低矮压抑，一扇小窗开在高处，只能看到一角灰蒙蒙的天空。与我山下那个“家”的土房相比，这里干净整洁，有柔软的床铺和电灯，但却比那里更加令人窒息。
我将少得可怜的行李放在墙角——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，一本书，还有一只粗糙的木刻小鸟，是山里那个我叫“爹”的瘸腿男人某次酒醉后随手刻了扔给我的。
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我立即僵住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一双纤细的手端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饭菜。那双手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托盘被轻轻放在门外的地毯上。
脚步声远去，我才小心地推开门取回食物。一碗白粥，几样清淡小菜，一副餐具。没有纸条，没有只言片语。
这就是我回归“家”的欢迎仪式。
夜深了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睡。月光从小窗渗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光斑。我想起三个月前被带离山区的那个清晨。
警车的鸣笛声惊动了整个山村。母亲——那时我还叫她“娘”——被两个女警搀扶着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车里。我被另一个警察牵着，不知所措地跟着。瘸腿爹被铐着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，说母亲是买来的，是他的婆娘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
那时我才知道，母亲不是山里人，不是自愿嫁给爹的。她是被拐来的千金小姐，有真正的家人寻找了她整整十二年。
“你妈妈受了太多苦，”来接我们的外婆在车上哭着说，“现在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”
但一切都并不“好”。回到这座城市的大房子里，母亲就再没正眼看过我。医生来看过她，说她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而我就是那个活生生的创伤提醒。
凌晨时分，我被隐约的啜泣声惊醒。声音来自走廊另一端。我悄悄推开门，看见主卧门缝下透出微弱灯光，断断续续的哭声从里面传来。
鬼使神差地，我赤脚走近那扇门。哭声突然停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、近乎窒息的沉默。我站在门外，举起手想敲门，却悬在半空。
我知道我不该在这里。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撕裂她的伤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