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厂有三十年了，前几年还红火，现在就剩半条生产线了。”门口的保安老张叼着烟，指了指车间方向，“秀莲就在里面当挡车工，性子闷得很，平时不怎么跟人说话。”
车间里的噪音震得人耳朵发疼。几十台织布机并排运转，棉线在机器上绕成密密麻麻的网，白色的棉絮飘在空气里，落在人的头发和肩膀上，呼吸间全是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味道，呛得人忍不住咳嗽。厂长刘建国戴着顶蓝色工作帽，手里拿着个账本，见到警察，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：“秀莲是2005年来的，干挡车工快三年了，活儿还算利索，就是太内向，除了必要的交接，基本不跟工友闲聊。”
他领着三人走到秀莲的工位前，机器已经停了，上面还挂着没织完的棉布，旁边的工具箱里放着一个掉漆的搪瓷缸，缸底沉着点没喝完的茶叶。“她丈夫叫守田，是个打零工的，有时候会来厂里等她下班，看着挺凶的，上次还跟门卫吵过架。”刘建国压低声音，“两人住在厂外的棚户区，具体哪间我也不清楚，秀莲填档案的时候，家庭住址只写了‘棚户区’，没写门牌号。”
长林拿出笔记本，一边记一边问：“她有没有提过家里的事？比如孩子、亲戚之类的？”
刘建国摇头：“档案上没填已婚育，她也从没说过有孩子。不过上个月有次她没来上班，说是生病，后来听工友说，是被她丈夫打了，在家养伤。”
素梅站在工位旁，手指轻轻碰了碰机器上的棉线，棉絮粘在手套上。她抬头看向车间角落，那里有个小休息区，几个女工正凑在一起吃饭，便走了过去。领头的女工叫李姐，四十多岁，脸上有块浅褐色的胎记，见到素梅递过来的秀莲照片，手里的馒头顿了顿，眼神躲闪了一下。
“秀莲……确实经常被她丈夫打。”李姐把工友打发走，才小声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怕被别人听见，“上个月她来上班，左眼下面青了一大块，嘴角还破了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一开始不说，后来被我问急了，才哭着说守田喝了酒就动手，还把她的工资卡抢走了，她每个月就那点工资，还要自己攒着买感冒药，守田一分钱都不给她。”
“你劝过她报警吗？”素梅问。
李姐叹了口气：“怎么没劝？我说你跟他离婚，或者报警抓他，她却摇头说‘孩子还小，忍忍就过去了’。”她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猛地抬头，“警察同志，她真有孩子？我们都以为她是骗我的，毕竟她从没带孩子来过，也没提过孩子的名字。”
素梅没接话，只是把李姐的话记在本子上。离开车间时，她回头看了眼那些运转的织布机，棉絮还在空气里飘着，像无数细小的白色幽灵，秀莲在这里待了三年，每天呼吸着这样的空气，忍受着机器的噪音和丈夫的家暴，却连一句抱怨都没对人说过。
回到法医中心时，解剖台上的尸体已经被清理干净。素梅换上防护服，戴上放大镜，仔细检查秀莲的右手。在食指第二节的位置，有一道淡淡的白色疤痕，摸上去能感觉到骨头的凸起。“这是陈旧性骨折，愈合时间大概三年。”她用镊子轻轻按压疤痕处，“骨折面不规则，没有明显的外力撞击痕迹，更像是被人用力掰断或者踩伤的，符合长期家暴导致的非病理性骨折特征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