欠了一份难以偿还的债
已过多年，红记娘姨临终前说的话，她和那些人的故事仍在我脑际久久萦绕，掸拂不散。我有点后悔，当时不该说那句语意含糊的话，让红记娘姨确信我能把他们这些人的事记下来，写进书里，让许多人读到，甚至流传后世。那天半夜老人家离世时，神情怡然，脸上未见丝毫痛苦，而我从此总感觉后背如负芒刺，欠着一份难以偿还的债。私下咨询几个文友，包括一位出版社总编辑，若将这些人的旧事，糅合我不堪的少年记忆，可否写成文学作品？回复不一。或含糊其词说，这个么，可以试试，不过，从题材角度看不新奇，恐怕很难讨巧；或坚决否定说，呃，那些事么，其实不写也罢，那么久远了，时下这行市，这种老故事有人喜欢看吗？有文学价值吗？于是我越发地惶惑了。
年前，大寒之夜，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位也走了。九十八岁高龄的老鲁伯在自家眠床上溘然而逝。他女儿月娟告诉我，前一日下午老人还在菜地里，拨开积雪，拔了青菜菠菜香菜，用竹篮装着给他们送去，看上去精神蛮好，脚步稳健不乱……家人从一只旧木箱里取出一套藏青色中式衣裤，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，有张小纸片，写着“寿衣”二字。又从老人的床席底下找出一张绵白的纸，上面用小楷毛笔端正地写着几段话。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遗嘱。
遗嘱一共五条。第一条是对自己此生的小结，两三句话：一生无能无为，枉耗粮草而已；幸未伤人损友，聊以自慰；一死即了，从此无踪影，相忘于尘埃。后几条是对家人的嘱言：房产和一点余钱，留给女儿；丧事以最简单的方式处理，不发丧，不发讣告，不惊动任何人；灵前不燃香烛，不念经文，不动响器，有家人陪守一夜足矣；烧灰，骨灰不入土，撒在东山坡上。
是夜，守灵的人不多，除了家人，只有我和姚忠孝等几个亲近的外人。逝者着藏青色中式衣裤，颈脖间一条围巾，躺卧在床，如安然入睡状。至三更时分，守灵人腹中空空，姚妻提个保温罐子进屋来，罐里是炖好的白木耳羹，分盛在小碗里，给大家食用。白木耳羹炖得糯烂，配以红枣、莲子、薏米等，甜软可口，好吃，也填饥。夜寂室寒，围炉而坐，吃着温热的羹汤，与姚忠孝轻声聊起来，由白木耳而起的话题。他说儿子大学毕业在浙南山区创办农科公司，种植白木耳、黑木耳、香菇这类物品，数年下来经营状况不错，前景看好。我随即提起年少时当地种植白木耳之事，谈及他早已亡故的父亲，于是一发而难收，忆起许多故人旧事。我忍不住又提及多年前红记娘姨临终前说的那些人与事。姚忠孝激动起来，神情异样，大声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？你是作家，为什么不写？我们也要老，也会死的，再不写，就不会有人记得这些人，晓得这些事了！
以后，姚忠孝几次三番找我，打电话，或开车过来，手上拎着个装着白木耳、黑木耳、香菇的大袋，把袋子扔给我，一屁股坐下，就跟我论说此事，再三催促我。冬至那日，我回了趟雨泉镇，晚上姚忠孝拉我到他家喝酒，弄几样好菜，开了一瓶茅台，端杯捉筷，品味美酒，说些闲话，喝着喝着，酒多了，脸赤红了，姚忠孝又提这件事。我还是犹豫，应不出声。他急了，踉跄着脚步走进里屋，拿出他父亲的两件遗物，摆在我面前，大声说，你看看，再好好看看！当初是你交还给我的，让我一定好好收藏。现在，我请你，不，我求你，把你听到的晓得的这些写下来，有那么难吗？是不是还要我跪下求你？他起身，真要往下跪，我急忙拦住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……
到这地步了，还能怎样？我只好说，我写，一定写。这样好了吧？
我咬咬牙，下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