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手冻得通红，却把我的手焐在棉袄兜里。
“晓燕，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我得去。等我回来，就娶你。”
我没哭，只把连夜给他缝的棉鞋垫塞到他包里。
煤油灯下熬了三个晚上，手指被针扎破好几次，才绣好鞋垫上那朵歪歪扭扭的小槐花。
我只会绣这个。
因为他说过，槐花像我，看着不起眼，闻着却香得很。
他走那天，火车站人山人海。知青们胸戴大红花，家属们哭成一片。
陈建国扒着车窗找我，我在人群里挤得东倒西歪。
火车鸣笛时，他终于看见我，突然从车窗里探出大半个身子，手里举着那半块当年分我的水果糖纸。
风吹得糖纸哗啦作响，像在说“等我”。
火车缓缓开动，那抹透明的橙黄在灰蒙蒙的人群中越来越远，最后化作一个小小的光点，消失在天际。
之后的日子，我靠着他的信过活。
邮递员老李成了我最盼见的人。
每次他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巷口，我都会小跑着迎上去。
陈建国的信总是厚厚的，信封上沾着泥土，有时候还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。
他在信里说，乡下的土坯房漏雨，晚上要把盆摆满接水；说春耕时腰累得直不起来，插一天秧苗，晚上躺炕上像散了架；说同屋的知青想家哭鼻子，他拿我寄去的槐花茶哄人家开心。
却总在末尾写：“晓燕，槐花开了吗？我梦见你在树下捡花瓣。”
我把信叠得整整齐齐，藏在枕头下，每晚都要摸着信纸才能入睡。
院门口的老槐树成了我的念想，我每天给它浇水施肥，盼着它开花时，他能回来。
有媒人来家里说亲，我都摇头。
娘叹着气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太轴。知青下乡有几个能回来的？别耽误了自己。”
我低头纳鞋底，针脚密密的：“他说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。”
1980年春天，老槐树花开得特别盛。
我站在树下捡花瓣，忽然听见邮递员老李在巷口喊：“晓燕！电报！”
电报上只有三个字：“父病重，速归。”
是陈建国发来的。
我连夜坐拖拉机赶到百里外的知青点。
土坯房里，陈建国正给他爹喂药。
半年不见，他瘦得脱了相，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，只有那双眼睛还亮得出奇。
见我来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红了眼眶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不来，谁帮你照顾伯父？”
我接过药碗，自然地坐在炕沿。
那半个月，我白天在生产队干活，晚上照顾陈老爹。
陈建国总是欲言又止，直到送我去车站时才开口：“晓燕，要不……你别等我了。”
我猛地站住脚：“为什么？”
他低头踢着石子：“我家这情况……爹的病不知道要拖多久，我不能拖累你。”
我气得把包袱摔在他身上：“陈建国！你说要娶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会不会拖累我？”
说完转身就走，眼泪却不争气地淌了满脸。
他在后面追上来，一把抱住我：“我错了！晓燕，我错了……等我爹好些了，我一定回去娶你。”
1983年春天，我正在供销社整理货架。
阳光透过橱窗洒在搪瓷盆上，映出一圈圈光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