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是周日，我们睡到快中午，才被一阵急促得像是要拆门的敲门声惊醒。
“谁啊？！”我从一堆黏糊糊的噩梦里挣脱出来，烦躁地喊了一声，抓了抓乱得像鸡窝的头发。
敲门声更响了，还夹杂着男人低沉的说话声，听着，不止一个人。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难道是房东？还是电力公司的人上门催债了？
我胡乱披上一件T恤，趿拉着拖鞋，满脸不耐烦地去开门。
门一开，我愣住了。
两个穿着蓝色警服的男人，像两座山一样，堵在我家门口。
他们的表情严肃得像是冰雕，目光锐利如鹰，在我睡眼惺忪的脸上，来来回回地扫了好几遍。
“张伟？”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警察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“是，是我……警察同志，有……有什么事吗？”我的心，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狂跳不止。
“你隔壁的邻居，去世了。”
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像有几百只蜜蜂在里面开了个派对。
“去世了？这…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年纪轻一点的那个警察，目光越过我的肩膀，像一把尺子，精准地看了一眼我身后玄关墙上，那个被我拉下来的电闸。
然后，他的眼神重新落在我脸上，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，却像一块从万米高空掉下来的冰，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。
他说：
“他家里的所有电器，包括一台维持他生命的呼吸机，电源，都接在你的电表上。”
2 邻居
一年前，我拖着最后一个行李箱，像蜗牛一样，一步一步爬上这栋没有电梯的老破小五楼时，累得像条脱水的死狗，汗水把T恤浸得透湿，能拧出水来。
“这小区也太破了吧，”徐露站在门口，看着楼道里斑驳脱落的墙皮，和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缠绕在墙外的电线，漂亮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“张伟，我们真的要住这里吗？”
“宝贝，我的好露露，你听我说，”我扶着墙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指着不远处那个清晰可见的地铁口，像个推销员一样，卖力地介绍着，“离地铁口走路五分钟，房租比咱们之前看的那几个地方，一个月便宜整整八百块！而且我打听过了，这里是老单位的宿舍楼，水电费都是按最低档的居民价收的，跟白给差不多！”
省钱。
这两个字，就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紧箍咒，也是我人生导航里的唯一目的地。
我和徐露，都是那种最典型的“小镇做题家”。
从十八线的小县城，拼了命地考出来，一头扎进这座车水马龙的钢铁森林。我们没有背景，没有家底，唯一的梦想，就是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，能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，哪怕只有五十平米的小窝。
为了这个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梦想，我们把每一分钱，都掰成两半花。
“好吧，”徐露最终还是妥协了，她总是这样，嘴上抱怨，但心里比谁都支持我，“那你答应我，明年，明年我们一定要开始看房子了。”
“一定！我发誓！”我拍着胸脯，像是在做什么神圣的宣誓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用一口从老家带来的小锅煮了泡面，一人加了一根火腿肠，就算是庆祝乔迁之喜了。